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的开放给了人民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政策相对宽松。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限制相对较少，借此繁荣发展。然而，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强制实施的注册要求使得真正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合法注册和运行变得异常困难。共产党害怕独立的公民组织将成为其权威潜在的挑战。

    因此，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无论从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衡量，都不幸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有350，000多个合法注册的非政府组织，然而其中可能只有10%是被西方认为的正真的非政府组织。其余的大部分是所谓的"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或者是乔治・奥威尔所说的"Gongos"。按照惯例，Gongos附属于政府机构，受退休官员领导，由政府出资，没有正真的自主权。

    即使在真正的非政府组织中，也没有类似独立工会、学生会和宗教团体等能够组织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公民团体。大多数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规模较小，仅参与休闲活动、环境保护活动和健康、教育等地方慈善工作。浙江地方商会的形成可能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带来希望――浙江的私营经济占据全省经济产出的90%以上，然而这只是个例外。

    几年前席卷乌克兰、乔治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证明对公民社会的强硬政策或许是合适的。和俄罗斯一样，中国境内的受西方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对没落政权的垮台起了重大作用。因此，中国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也越加严厉。

    共产党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公民团体也拥有的威胁。上世纪20年代的共产党就是像于当今的非政府组织那样赢得民心――它给工人组织免费的扫盲课堂，给被压迫者设立诊所，成立独立的工会和农民联合会来保障他们的权益。而作为今天的执政党，对当代非政府组织的潜在威胁有所警惕也很自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有效限制也开始显现其代价：它限制了政府提供充足社会服务、打击腐败和官民矛盾的能力。共产党应该看到压制公民社会同时也意味着自身必须承担可能无限的政治责任。没有其他公民组织分担，不满的中国人们很自然地会把所有错误归咎给政府。而公民社会在政府和大众间能发挥缓冲作用。

    就目前而言，共产党将继续实施其"后天安门"政策：依靠发展来巩固其合法地位，不惜任何代价防止有组织的反对派出现。这种政策自1989年以来一直效果显著，而北京奥运会也没有理由需要对之进行改变。

本文作者为设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资助会的高级雇员

本文节选自冉云飞《四川信息掮客周刊》200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