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面对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够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弗里德曼给予了彻底的改造：“自由社会中的人们不应该这样思考问题，而应该问，什么可以交给政府，什么不可以交给政府，如何防止我们建立的政府来侵害我们的自由？”因为在弗里德曼看来，对自由的最大伤害来自于权力的集中。
2：弗里德曼说，“纯粹的经济学研究绝不会让一个经济学家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如果思想是建立在确实数据之上的理性思考，当然更能垂诸久远。
3：“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弗里德曼
4：哈耶克如是说：“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对人的选择自由的高度尊重，是我们的福音。
5：维特根斯坦如是说：“强迫自己按既定的顺序去思维，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哲学家是那种在达到常识性的观念之前必须在自身纠正许多理智错误的人”。
6：殷海光说：“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
7：民国时，王亚南说：“ 专 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8：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9：约翰．伯格说：“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10：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
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
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
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
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陈丹青
11：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
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
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
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
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
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
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
他活画出旧文人孔已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
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不会料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
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
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陈丹青
12：“贫穷才是最糟糕的暴力”——甘地
13：“以眼还眼，使整个世界都盲目了”——甘地
14：“当我绝望时，我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是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甘地
15：“苦难也可以是美丽的，这听上去很难接受，只有当你挖掘得足够深时才能理解。” ——法斯宾德
16：“我到50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人类社会跟个别人是真实，而其他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许倬云
17：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哈耶克
18：“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钱钟书《围城》
19：“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富兰克林
20：“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伯尔曼
21： “除非相信，否则不能理解” ——奥古斯丁
22：个人是关于自身事务的最好的裁判者。——托克维尔
23：启蒙就是有勇气在一切事务上运用自身的理性。——康德
24：“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去爱祖国”——恰达耶夫
25：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你可以在一时蒙骗所有人，也可以在长时间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长时间蒙骗所有的人）——亚伯拉罕．林肯
26：大学既是社会的镜子，又是社会的灯塔，大学的独特职责在于帮助我们的国家建立多元文化、多种社会的有效模式。我们必须达到一个新境界，使校园内外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实现自由价值。——密歇根大学校校长詹姆斯．杜德斯
27“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
28：“不管 民 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 民 主本身就无法存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作者希尔斯曼
29：“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
PS：我们对于长期接受的思想，总是盲目的承认他不言而喻的正确性。常识来自生活，都是显而易见的大白话，也只有那些反常识的东西，他们喜欢把人往糊涂里面绕，直到你找不着北，它便在暗中有一种战而胜之的窃笑。
30：自由不是一种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自由之需要并不是为了实现一种好的公共管理，而是为了保证对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阿克顿
31：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正是为了维护人性尊严而选择死亡的历史。我想，被列入我面前的这份死亡名单中的很多人，在他们面对着装备精良的杀人机器时，面对着喷射着火焰的机枪和疯狂地碾压过来的坦克时，他们同样是作出了一种人性的选择。因为在那样的时候，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所能拥有的，除了人性不可能再有别的了。——丁子霖
32：我们一直是种种罪恶行径的沉默的见证人。我们头上已经滚过了许许多多的风暴。我们已经熟悉了欺诈和模棱两可的讲话技巧。经验使我们怀疑他人，使我们丧失了开朗和坦率。痛苦辛酸的斗争，已使我们困倦消沉，甚至玩世不恭。我们仍然有用吗？——朋霍费尔
33：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者，不是愤世嫉俗者，不是机敏的策略家，而是真挚的，坦诚的人。要使我们能够找到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我们的精神包容量足够地充分，我们自身的正直足够地问心无愧了吗？——朋霍费尔
34：我们不必害怕各种意见的不同，而是相反地应该鼓励它；人道的整体就是需要有千百万只眼睛和千百万只耳朵——居友
35：真理不在于它是不是符合国情。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变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这是我对中西文化的一点认识。——何兆武
36：我一直就不赞成什么“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所谓“代表”是法律意义上的东西。比如说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以外交部长为代表，这个是法律上的意义，但是他是不是就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和想法？我看也不一定。我不赞成什么儒家就是中国思想的代表，为什么不说阿Q是中国思想的代表？我看阿Q也代表了相当多的中国人的思想。我觉得“以什么为代表”这个是封建正统观念的谬见。——何兆武
37：任何一种单纯以强力镇压手段的大一统，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统一，而只能是 专 制主义。能够最大限度地综合各种不同的个性（多样性）在内的统一，才是名副其实的辩证统一。统一性就寓于多样性之中，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于其上，正有如多样性是构成统一性的成分，而不是孤立或游离于其外。任何一种文化的繁荣都有恃于其政治社会体制的包容性。历史上凡是推行文化的 专 制主义的，还不曾有过成功的先例。 民 主精神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但这首先要求需以多数尊重少数为其前提。否则的话，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就转化为形式上的“众暴寡”而实质上的“强凌弱”。那就不会有 民 主精神可言，最后总会是走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 专 制主义，于是就从根本上扼杀了一切文明的活泼生机。——何兆武
38：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蒋廷黻
39：王国维的遗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最要紧是“义无再辱”这句话，现在知识分子不会讲这句话了，接受侮辱、习惯侮辱、自取其辱，早已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专业，娴熟得很。——陈丹青（木叶木叶访谈陈丹青《我说的连常识都算不上》）
40：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
41：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仁宇
42：良心是腼腆的，它喜欢幽静，世人一吵闹就会使它害怕。——卢 梭
43：死，不过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吓唬吓唬你，谁想它想得发抖了，谁就输了；谁想它想到坦然镇定了，谁就赢了。——史铁生
44：不能与人性为敌。人性非但不可革，事实上也无以革，因为，既然是人性，想革也革不掉，除非连同脑袋一起去革。——邵建《胡适〈政治概论〉序》
45：“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它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胡适
46：“休谟希望得到的和平、自由与公正，非来自人们的善良品性，而是来自（健全的）制度——这一制度使得即使是坏人，在他们追逐各种事务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时，也为公共的好处做了事。”——哈耶克
47：我们中国一向有一个传统，就是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这个传统在中国很早就有，最早从南宋开始就有。宋朝人跟金人打，打不过也不能和。和就是汉奸。实际上“和”是常态。列宁跟德国攻击俄国的人订立和平条约，俄国并没有人说他是“俄奸”。但是在中国，只要你一求和，就是汉奸。不顾一切就是要打。——余英时
48：“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周作人
49：“历史的主要功能在于使我们认同我们所来自的世界，而有一种知道身世后的归属感。没有归属感的心灵，不能延续文化的薪传，而成为太空中的浮漂物”——柏杨
50：“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曼德拉
51：恶人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埃德蒙．柏克
52：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Patriotism is a pernicious, psychopathic form of idiocy--George Bernard Shaw ）——乔治?肖伯纳
53：我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但也取决于他们。他们的心中，一定要有争自由的热诚。这又得看我们的。生而受奴役的人，本性难移。——塔尔可夫斯基
54：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目的是什么，不论它标榜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话的自由，就不是一个好社会。——斯通
55： 民 主是什么？ 民 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 民 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 民 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 民 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 民 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 民 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民 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龙 应台
56：个人正义维护着国家正义，个人尊严组成国家尊严，国家惟一能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就是它对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所作出的承诺和保障。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尊严和荣誉可言？ ——左拉
57：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爱因斯坦
58：哪里烧书，哪里接着就会把人也扔进火堆。 ——海涅
59：人民就像水中的悬浮物，上上下下变化着，我都不是其中一粒吗？谁能代表其他的粒呢？你想要代表，一般来说你就有了权力之心了，人民很可能就成了你的真理的牺牲品了。——阿城
61、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苏姗-桑塔格
62：自由主义的思想，一定和宽容的思想是表里相同的。不宽容的自由主义，是不能有的。凡是不宽容者，一切都是 专 制主义的思想。因此无论为国家的 专 制，为宗教的 专 制，为学问的 专 制，即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背驰。——鹤 见 祐 辅
63：真理是多面的，哪怕是简单的真理。然而，在我们逼近复杂真理的近似值之前，需要采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和思路——斯坦普
64：我有一种探索的激情，我也有一种不草率下判断、不随便赞同、喜欢沉思、乐于改正成见的才能和用一丝不苟的努力改正自己思想的才能。我没有因为好奇而去赌博过，我对古代也不盲目崇拜。我对任何方式的欺骗都深恶痛绝。——培根
65：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托马斯．杰弗逊
66：世界上只有两个东西是无限的，一为宇宙，一为人类的愚蠢，我所不能肯定的乃是前者。（Only two things are infinite, the universe and human stupidity, and I'm not sure about the former.）——爱因斯坦
67：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倾向；任何 专 制的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孟德斯鸠
68：自由有许多困难， 民 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 ——约翰．肯尼迪
69：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约翰．肯尼迪
70：人简直是食肉猛兽中最令人生畏的，他是唯一有组织地捕食同类的猛兽。——威廉· 詹姆士
71：对他们伟大领袖的无情，是一个民族强大的表现——普鲁 塔克
72：自由的精神就是对自己是否正确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哈耶 克
73：我本质上是一个倾向于妥协的人，因为我从来不敢肯定自己占有真理。——甘地
74：理性取向就是随时准备承认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凭借这种共同努力的态度，让我们更接近真理。——卡尔．波普尔
75：做好事是不够的，必须用好的方式去做（it is not enough to do good ，one must do it in a good way）——刚多 赛
76：偏见一旦为自己找到理由，它就会从容不迫。——Willam Hazlitt
77：“当政府怕人民的时候，人民就有自由；当人民怕政府的时候，就便是专制”。——杰弗逊
78：“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孟德斯鸠
79：“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去爱祖国”。——恰达耶夫
80：“思想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它们比任何别的办法或权力更能保护我们不受邪恶势力的侵犯，更能引导我们走向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柏顿
81：“以英雄的品德为基础的人类制度，必定会有一个脆弱或堕落的上层建筑。”——柏克
82：国家是危险的机器——华盛顿
83：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索尔仁尼琴
84：最容易有罪恶感的人，通常也是最愿意让事情有所改观的人——艾伦．G．约翰逊（社会学家）
85：“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布什
86：“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米奇尼克
87：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国家，爱之也何居？——陈独秀
88、不要用权力去压制你认为有害的意见，因为如果你采取压制，其实只说明你自己受到了这些意见的压制——伯特兰．罗素
89、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伯特兰．罗素
90：与其被动地同意别人的看法，不如理智地表示反对，因为如果你信自己的智慧，那么你的异议正表明了更多的赞同。——罗素
91：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而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李大钊
92：官僚不是天使！（Bureaucrats are not angels）——布坎南
93：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爱因斯坦
94：基于出卖、背叛而提供的证词，即使是事实，也不应采信。因为出卖、背叛是连犯罪者都厌恶的品质，绝对不能以罪犯都鄙夷的行为来对付罪犯——贝卡利亚
95：不宽容实际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又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时；当一个人并没有掌握真理，而又要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时；当一个人固守陈腐的教条，而拒绝历史进步时；当一个人目空一切，自作井底之蛙时，这个人必然是不宽容的。——房龙
96： 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殷海光
97：教育全体大众，让他们了解一切，这是我们的自由得以长久的可靠保障。——杰弗逊
98：资讯是民主社会的流通货币。——杰弗逊
99：之所以暴君可以立足，是因为拥有良知的人民沉默。——杰弗逊
100：让理性占据她的宝座，让每一个观点和事件都由她裁定。大胆的去质疑，哪怕是质疑上帝的存在。因为，如果真有一个上帝，他一定更欣赏理性的礼赞，而不是盲目的恐惧。——杰弗逊
101：任何政府都必须接受监督，当舆论自由时，也不会有例外。如果政府是公正的，就无需害怕舆论的攻击和反攻击。自然没有赋予人任何其他的手段去发掘真相，无论对象是宗教，法律或者政治。我认为，得体的政府，应该对它的赞扬者和监督者都不在意，如果对于前者大加褒扬而对后者横加迫害都有失公正，是政府在犯罪。——杰弗逊
2008年12月24日星期三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2004年10月16日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專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極權。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極權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鄧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國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階級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國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專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國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黨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國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國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國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專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國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獨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國一些善良又獨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國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階級”的产生会给中國“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黨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國太平等了？中國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 ，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國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國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國特色？中國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國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國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國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國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國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國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社會主義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國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黨，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專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黨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黨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 ，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 ，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 ，国民收入增长７８. ８% 。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黨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黨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黨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黨”成为第一大黨。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鎮壓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國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國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國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會主義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國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國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作者:秦晖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專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極權。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極權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鄧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國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階級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國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專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國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黨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國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國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國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專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國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獨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國一些善良又獨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國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階級”的产生会给中國“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黨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國太平等了？中國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 ，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國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國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國特色？中國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國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國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國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國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國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國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社會主義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國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黨，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專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黨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黨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 ，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 ，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 ，国民收入增长７８. ８% 。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黨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黨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黨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黨”成为第一大黨。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鎮壓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國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國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國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會主義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國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國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作者:秦晖
2008年12月8日星期一
上访者被强送精神病院
上访者被强送精神病院
山东新泰多名上访者被政府强制收治精神病院，家人称事先均不知情，当地政府表示信访压力大
2008年11月26日，84岁的时亨生老人在新泰市精神病院。A12-A13版摄影/本报记者 张涛
肥城市精神病院。该院曾收治新泰上访人员。
■ 核心提示
今年10月，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记者调查发现，在新泰，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者不是个别。
部分上访者及家属称不曾被通知精神鉴定，不过政府手里握有他们的鉴定书。家属反映，政府不经家属同意甚至未通知家人，便送上访者入院，而当事者坚称自己没病，并因此质疑政府限制人身自由。
相应医院承认许多“病人”是上访者。而当地政府表示信访压力巨大，若出现越级上访，会受上级处分。
□本报记者 黄玉浩 山东泰安报道
10月19日早晨8时30分，泰安汽车站。
57岁的农民孙法武一下车，就四处张望寻找。约好的同伴还没到。
突然，一辆面包车“嗖”地停在老孙面前。车上下来三人，将他半包围了。
老孙认得其中一人，新泰市泉沟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
“干什么去？”
“北京打工去。”
“打什么工！你是去上访。不能让你走！”
两男子一左一右上来，老孙掏出手机报警，被劈手夺下。随后被塞进面包车。
两小时后，泉沟镇大沟桥村村民孙法武，被带进了镇派出所，关在一间屋里。
次日上午11点，老孙又被推进面包车。发觉车往新泰市区方向开去，老孙嚷嚷着，这是要去哪里？
没人搭理。
车最终停在一个院子里。老孙抬头：新泰市精神卫生中心（下称新泰精神病院）。
基本不识字的老孙，隐约识得这几个字。
两人架着他往前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迎上来。
强制“治疗”
老孙央求说，我没病，让我回家；院长说让你家人找你们镇政府吧
那天的事，老孙想起来就说头痛，“脑袋要炸”。
10月20日那天，当抬头看见“精神卫生中心”字样，2007年的记忆在脑子里复苏。
老孙冲着那医生大喊:“我没病！我是上访的！”
那天很多“病人”听到了这喊声，包括后来跟老孙关系密切的老时。
“医生说，我管你有没有病，你们镇政府送来的，我就按精神病来治。”
被押着经过了三道铁门，进入病房区。
老孙听到医生喊了声：来几个人帮忙，把他绑起来！
然后几个“格子服”冲过来，将老孙按倒在床上。
“手脚全绑在床腿上，外套蒙在了脑袋上。”老孙听到有人说快灌药，接着脸部被捏住，嘴被动地张开了。
医生捏了他下颌，几粒药“自己下去了”。
被绑在床上，老孙仍不时喊着我没病，让我回家。
当晚7点左右，主治医生朱风信来给老孙打了一针，之后老孙“没了意识”。
朱医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镇政府带来鉴定书，只能按精神病治。
老孙醒来时，发现松绑了，脑袋“沉得像个铁锤”，腿发软。想去小便，一下床，一头栽在地上。
次日清晨，老孙观察病房。窗户被一根根钢筋细密地焊住。又想了想，要出去必经三道铁门。
老孙后来说，从没想过要逃，逃不出去。
上午，院长吴玉柱来查房，老孙央求，我没病啊，让我回家吧。
院长说，谁送来的谁签了字，才能让你走，让你家人去找你们镇政府吧。
手机被没收了，怎么通知家人？老孙没想出什么办法。
老孙的“冤屈”
上访几年，事情没结果，儿子被人砍了，老孙开始上访
老孙入院的第二天下午，“病人”老时靠近了他。
那是“放风”时间，大家都在院子里活动。不“放风”时，大家都要待在病房区。
老时后来说，一般新来了人，他都去偷偷问问情况，而他听到了老孙喊“是上访的”。
老孙跟老时说，我的事冤着呢……
老孙是新汶矿务局小港煤矿职工，去年底正式退休。
而因镇煤矿长期采煤，老孙所在的大沟桥村地面大面积塌陷，地没法耕种了，村里大量房屋也斑裂毁坏。1988年起，泉沟煤矿向大沟桥村多次补偿。
按补偿标准，老孙家可获4万多元。但据老孙及村民徐学玲等人讲，全村300多户都没领到补偿款。
而村干部称已发放，具体到老孙，说老孙盖了印章了。老孙坚称造假。
2001年起村民选出数名代表去上访，老孙是代表之一。
2003年11月，新泰市纪委调查组调查后，认为孙法武等村民的补偿款已发放。调查报告显示，村里“尚欠孙法武1块4毛钱的房屋斑裂补偿”。
老孙等人不服，2004年9月28日他们向新泰市纪委递交了审计该调查报告的申请。
三天后，当年10月1日晚，十多人闯入老孙家打砸。当时老孙没在，老孙的儿子、新婚第五天的孙贵强被砍成重伤。
据孙妻张学芳回忆，那些人喊着，“再上访弄死你们全家”。
自此，家里白天黑夜关着家门。而案发后，警方一直未能破案。
孙法武再次踏上信访之路，“市、省、中央不停地跑，不停地递材料”。
村民补偿费的事和儿子的事至今无果，而老孙“不停地跑”，不停“被拘”。
2004年12月26日，老孙从国家信访局门前被“接回”新泰，因“扰乱社会秩序”被拘留14天。
2005年1月14日，泰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老孙作出1年零9个月的劳教决定，理由是“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大声吵闹滋事，扰乱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老孙被送进了山东省少年劳动教养管理所劳教。
2007年7月12日，再次赴京的老孙，再次被“接回”。
这一次，时任泉沟镇信访办主任的陈建法说，你不能再上访了，你有精神病。老孙称，当时一民警让他签字。
“我怎么成了精神病？”老孙拒绝签字，随后被塞进一辆车送到泰安市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
“开始天天吃药，打针”。老孙对药物敏感，“头一直晕，站不起来”。老孙说，后来主治医生孟庆顺给停了药。
孟庆顺11月24日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是陈建法替老孙办的手续，费用也是泉沟镇政府出的。
那次，老孙被“治疗”3个月零5天。在家人多方投诉，而老孙答应不再上访后，被放出。
这是老孙2007年对“精神卫生中心”的记忆。
秘密的记录
老时秘密进行着自己的“任务”，迄今，他记录了18名被关进医院的上访者
对于老孙的经历，老时说，他在偷偷记录这些事，准备向外举报。
84岁的老时是天宝镇的退休干部，因与邻居宅基地纠纷长期没得到解决，曾多次到北京上访反映镇政府不作为。
2006年6月14日，老时被天宝镇信访办人员从北京“接回”，直接送进新泰精神病院。
后出于多种因素，天宝镇政府和医院后来多次通知老时出院，但老时不走了。
“你们强行把我送进来，又吃药又打针，必须申请权威机构对我进行鉴定，给我个说法，我才出去。”
没有讨到说法，老时就一直待着。至今已两年5个月。这期间，他利用“放风”时间搜集材料，发现“很多上访的人被关进来”。
老孙做了许多记录，记在纸片上，甚至旧药盒上。
老时说，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护士不让“上访病人”间交谈。
老孙能证实的是，他有次跟一个女上访者说话，护士说：你们上访的人再在一起说话，就绑起来多灌几次药。
两年多时间里，老时秘密记录了18个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
老时还写日记，2006年6月的一篇日记老时写道：“一些精神病人老是打我，只要我和医生、护士顶了嘴，等他们走后，几个病人一定会打我，掐我脖子。肯定是这些医生指使的。”
日记和记录的纸片，老时藏在褥子底下。
老时告诉老孙，关进来没多久，他便让家属捎进来一部手机，他曾偷偷往外打电话举报，都没成功。
老孙发现，老时把中纪委的举报电话写在了内衣口袋上。
听说老时藏有手机，老孙要借来报信。但手机嘟嘟响，无法拨出，而老时也不知原因。
信息传不出去，老孙“只能待着”，但“悄悄抵抗”。
进来第二天开始，每次吃药，他都将药压在舌下，等护士走了再吐掉。
徐学玲手拿自己妹妹被打的照片。今年5月，她因上访被关进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一周。
11月26日，孙法武在自己家中提到去世的母亲，潸然泪下。
护士很快发现，后来吃药会检查舌头。老时和“上访病人”李元亮也这样说。
“病友”之间
“上访病人”李平荣说，一定帮我带个信出去，让他们来救我
老孙试图传信息的时候，家里人正四处找他。
10月19日老孙离家后，家人发现老孙电话打不通了，后来孙妻张学芳找到了谷里镇的张成用等人，张曾跟老孙约好19日一早在泰安会合后进京上访。
张成用说，他打听到老孙被镇里带回去了。
10月22日，张学芳找到了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
安说，你丈夫有病还上访，扰乱社会秩序，我们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了。
张学芳要求安拿出老孙有精神病的证明，被拒绝。
张学芳又去找代镇长陈建法，说大街上那么多有精神病的人你们不送，偏送他？
陈说，别人没上访， 他上访了。
10月26日，张学芳带着5个亲戚到了新泰精神病院。
她被允许见老孙，但要隔着铁门。
当时，老孙正在院里“放风”，突然听到铁门另一侧有人喊他。
他蹲下来，通过铁门下面半尺高的缝隙，看到了妻子张学芳的脸。
老孙让把手机递给他，打了110，说自己去上访被镇政府强行关在精神病院了，需要解救，110说不管上访的事。
张学芳对老孙说，你放心，我要去北京告，我一定救你出去。
27日，张学芳再次来看老孙时，老孙把老时的名单和日记偷偷交给她，并说了老时的叮嘱：拿到北京去喊冤，还我们一个公道。
送走妻子，老孙也像老时一样注意“上访病人”。
10月31日下午，老孙看见三男两女架着一个40多岁的妇女进来，那女子一直挣扎，大喊“我没精神病，我是上访的”。
3天后，“放风”时，老孙得知该女子叫李平荣，因丈夫工伤处理的事进京上访被关进来，家人尚不知情。她求老孙帮忙带个信出去，传给她在外地上学的孩子，“让他们来救我”。
老孙从老时那里借来烟盒纸和笔，又一次“放风”时，他给了李，李写下了她家地址和亲人的电话。
李写好后，先将烟盒纸扔到院里一个角落。之后，老孙假装瞎逛，去捡起。
11月3日，张学芳探望老孙时偷偷将烟盒纸带出。但迄今没能联系到李的家人。
鉴定与“癔症”
工作了34年，其中29年患精神病，单位还没让我病退？老孙耿耿于怀
在等待被“营救”的日子里，老孙缠着医生要看自己的“鉴定书”，被拒绝。
根据老时的记录，“上访病人”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进来时家属不知情，二是不知何时被鉴定过，更没见过鉴定书。记者了解的情况大致如此，除了徐学玲。
46岁的徐学玲，是大沟桥村的致富能手，经营着一家店铺。2006年，她的妹妹徐加玲（聋哑人）在泉沟煤矿被保卫科长打伤，因对当地公安机关处置不满，徐学玲此后四处上访。
2008年5月14日，徐学玲被从北京“接回”，关进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一周。
被送出后，徐坚持要说法，镇政府给了她一份“精神疾病鉴定意见书”。这份日期为2008年3月29日的意见书，委托人是新泰市公安局，鉴定地点是泉沟镇政府。
徐学玲说，她根本不知鉴定这回事。她回忆，3月29日，镇信访办副主任薛青刚跟她说，省里派了调查组来查你妹妹的事。她记得，当时见到了镇党委副书记高伟和三个陌生人。高伟跟她说，这三位是省里下来的，你把案子跟他们说一下。徐讲述了妹妹的事，并询问三人单位和姓名，对方说有事你找镇里就可以。
鉴定书称徐学玲“思路清晰、言谈切题，未见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讲到伤心处则痛哭流涕……”诊断结论“癔症”。
山东安康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的张金响是鉴定人之一。他接受采访时称他们是受当地公安机关委托，他称“臆症基本不影响其民事行为能力，发病时可能产生社会危害”。
11月25日，记者在泉沟镇信访办见到了老孙的鉴定书：“不满村干部侵吞群众房屋斑裂款，多次到省、中央上访……又哭又叫十年……其妻张学芳、子孙贵强等证明：孙法武1979年头部被砸伤患精神病语无伦次……”“意识清，定向力正常……涉及心因时痛哭流涕、泪流满面……诊断：臆症性精神病。”鉴定机关为山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时间为2006年3月。
张学芳说，家人均不知老孙被鉴定过，更不用说做证明。“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他有精神病？”
徐学玲称，几十年来，村里人从不知老孙犯过精神病。
从记者处得知2006年3月的“鉴定书”后，老孙回忆，2006年初，被劳教期间他与一名干警发生冲突，该干警打他并让他当众下跪……当晚他想自杀被发现，随后绝食抗议；后来两名干警带他去济南说去看病。
当年3月，老孙被提前释放，但他并不知是因“有精神病”。
对于被称有29年精神病史，老孙耿耿于怀：我工作34年，29年精神病？
不上访保证书
“我有精神病，不能再继续上访。”签字后，老孙得以回家葬母
11月10日，隔着铁门，老孙又听到妻子的喊声。
80岁的母亲病危了。
这天早晨，孙母跟张学芳说，做了个梦，梦见银海（老孙的乳名）一直在叫娘。
52岁的张学芳慌了神，她去给信访办主任安士智跪下了，边哭边磕头，说，让他见他娘最后一面吧。
安说，老孙是上级安排送进去的，需要请示。他让张学芳回家等消息。
于是张又跑去找老孙。
老孙跑去找院领导，领导说找你们镇政府去。
当天下午5点，孙母逝世，老孙未能回家。
12日上午，老人遗体要火化，按当地风俗，作为长子的老孙必须到场。
送丧的亲属一直等，老孙一直没出现。
张学芳穿着孝服去镇政府找安士智，被门卫拦住，她跪在了镇政府办公大楼前。
1小时后，安士智出现了，说要老孙回，张学芳须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字：我丈夫孙法武有精神病，再犯了要向精神病医院送。
张学芳签了字。
随后，安士智带她到精神病院。老孙被要求在另一份保证书上签字。
老孙问保证书写了什么，安念了一遍，老孙又让医生念了一遍：我有精神病，不能再继续上访。
安后来跟记者说，签保证书是为了让老孙不再上访，不再“扰乱社会秩序”。
11月12日中午12点，老孙签了字，离开精神病院，去给母亲送葬。
老孙4岁丧父，跟母亲生活了半个世纪，“没见上最后一面”。
医院的无奈
院长承认医院里有些人是上访户，他说很多现象“医院无能为力”
11月25日，新泰精神病院院长吴玉柱承认，医院里有很多人是上访户，都是各镇政府付费的。
老时记录的那个上访者名单，能看清的名字，都得到了吴的证实。
吴玉柱说，在新泰，被政府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救助治疗”的上访人员很多。
他说，有许多人一看就不是精神病人，医院就拒绝收，但政府送人大部分时候带着鉴定书。“都是同行，我们也不好推翻那些鉴定。每次还有公安的人来送，我们更不好说什么。”
“医院也有苦衷。”吴玉柱称，医院经济压力很大，每个人吃住每月1000多元，而许多镇政府都拖欠，例如老时的费用，天宝镇两年多都没交。
根据2001年11月卫生部有关规定，“临床症状严重，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等情况应属紧急收治范围。”
对于老时、老孙他们属哪种情形，吴玉柱说，我国还没有对精神病人管理的专门法规，很多现象，“医院无能为力”。
镇政府的“压力”
当地镇政府称，若处理不好越级上访的事，“上级就会找我们”
泉沟镇镇长助理陈建法也表达了“无奈”：“信访压力巨大”。
陈建法说，老孙和徐学玲的事，不是镇政府有能力解决的，而若处理不好他们越级上访的事，“上级就会找我们”。
他称，孙和徐都是“信访钉子户”，每年进京上访十多次。每次他们一到，市驻京办就打回电话，市里就责令镇里快去接人。
“每一次都得去三五个人，吃住花销，不是一笔小数目，全由镇里出。泉沟镇仅在这两个上访者身上，这些年花费在10万元以上。”
为了不让徐学玲再上访，今年8月9日，镇政府与徐的妹夫李天平签了协议，一次性支付“苦难救助金”4万元，并协调煤矿付了16万元医疗费及抚慰金。
陈建法说，这可能是一个坏的例子，因为徐加玲的情况应不用赔那么多钱。
对于老孙被强行收治，泉沟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出示了一份新泰市公安局的“建议书”：“鉴于孙法武已经司法鉴定系精神病人，具有一定现实危害性，为减少社会危害，特建议泉沟镇人民政府给予救助治疗。”
而陈建法说，把人送进精神病院，不是镇一级政府能够完成的。
安士智称，新泰市实行信访属人属地管理，信访工作是对党政一把手的最重要的一项考核，“出现越级上访，党政一把手要受到处分”。
根据我国信访条例的规定，采用“走访”形式上访，“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不过条例没有对“越级上访”的禁止性规定，更无处罚建议。
来自新泰市信访局网站的消息，新泰今年狠抓信访工作。今年3月4日，新泰的信访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辛显明提出，围绕全国“两会”召开和奥运会，切实做到“五个严禁”，其中“严禁发生赴省进京丢丑滋事事件”被列为第一条。
同样来自新泰信访局网站的一篇“经验交流”文章写道：针对个别信访人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心态，牢固树立依法打击的意识，做到“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掉一批”，营造“依法上访受保护、违法上访遭打击”的导向和浓厚氛围……对精神偏执的信访人也进行人文关怀，协助其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精神异常的送医院治疗。”
据当地媒体报道，新泰市因信访成绩突出，曾被山东省授予先进称号。
据该报道，新泰曾因“越级上访不断，被省里亮了‘黄牌’”，后来“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把各项信访目标任务分解量化到单位和人头，实行责任追究制、一票否决制和黄牌警告制，全市上下共同参与，齐抓共建”，新泰成为“首批‘平安山东’建设先进市”。
■ 相关链接
精神病强制收治规定
因为我国于1985年着手起草的《精神卫生法》至今未出台，目前没有针对精神病人权利保护的专项法规。
按《民法通则》规定，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若送精神病人强制治疗，需向法院提出申请并由法院宣告。
《刑法》规定：精神病人造成刑法上的社会危害，由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必要时可由政府强制医疗。
2001年11月卫生部规定：“临床症状严重，对自己或周围构成危害者；严重不能适应社会；伴有严重躯体疾病的精神病人；严重自伤、自杀、拒食、外跑等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者应属紧急收治范围，并应给予特级护理。”
山东新泰多名上访者被政府强制收治精神病院，家人称事先均不知情，当地政府表示信访压力大
2008年11月26日，84岁的时亨生老人在新泰市精神病院。A12-A13版摄影/本报记者 张涛
肥城市精神病院。该院曾收治新泰上访人员。
■ 核心提示
今年10月，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记者调查发现，在新泰，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者不是个别。
部分上访者及家属称不曾被通知精神鉴定，不过政府手里握有他们的鉴定书。家属反映，政府不经家属同意甚至未通知家人，便送上访者入院，而当事者坚称自己没病，并因此质疑政府限制人身自由。
相应医院承认许多“病人”是上访者。而当地政府表示信访压力巨大，若出现越级上访，会受上级处分。
□本报记者 黄玉浩 山东泰安报道
10月19日早晨8时30分，泰安汽车站。
57岁的农民孙法武一下车，就四处张望寻找。约好的同伴还没到。
突然，一辆面包车“嗖”地停在老孙面前。车上下来三人，将他半包围了。
老孙认得其中一人，新泰市泉沟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
“干什么去？”
“北京打工去。”
“打什么工！你是去上访。不能让你走！”
两男子一左一右上来，老孙掏出手机报警，被劈手夺下。随后被塞进面包车。
两小时后，泉沟镇大沟桥村村民孙法武，被带进了镇派出所，关在一间屋里。
次日上午11点，老孙又被推进面包车。发觉车往新泰市区方向开去，老孙嚷嚷着，这是要去哪里？
没人搭理。
车最终停在一个院子里。老孙抬头：新泰市精神卫生中心（下称新泰精神病院）。
基本不识字的老孙，隐约识得这几个字。
两人架着他往前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迎上来。
强制“治疗”
老孙央求说，我没病，让我回家；院长说让你家人找你们镇政府吧
那天的事，老孙想起来就说头痛，“脑袋要炸”。
10月20日那天，当抬头看见“精神卫生中心”字样，2007年的记忆在脑子里复苏。
老孙冲着那医生大喊:“我没病！我是上访的！”
那天很多“病人”听到了这喊声，包括后来跟老孙关系密切的老时。
“医生说，我管你有没有病，你们镇政府送来的，我就按精神病来治。”
被押着经过了三道铁门，进入病房区。
老孙听到医生喊了声：来几个人帮忙，把他绑起来！
然后几个“格子服”冲过来，将老孙按倒在床上。
“手脚全绑在床腿上，外套蒙在了脑袋上。”老孙听到有人说快灌药，接着脸部被捏住，嘴被动地张开了。
医生捏了他下颌，几粒药“自己下去了”。
被绑在床上，老孙仍不时喊着我没病，让我回家。
当晚7点左右，主治医生朱风信来给老孙打了一针，之后老孙“没了意识”。
朱医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镇政府带来鉴定书，只能按精神病治。
老孙醒来时，发现松绑了，脑袋“沉得像个铁锤”，腿发软。想去小便，一下床，一头栽在地上。
次日清晨，老孙观察病房。窗户被一根根钢筋细密地焊住。又想了想，要出去必经三道铁门。
老孙后来说，从没想过要逃，逃不出去。
上午，院长吴玉柱来查房，老孙央求，我没病啊，让我回家吧。
院长说，谁送来的谁签了字，才能让你走，让你家人去找你们镇政府吧。
手机被没收了，怎么通知家人？老孙没想出什么办法。
老孙的“冤屈”
上访几年，事情没结果，儿子被人砍了，老孙开始上访
老孙入院的第二天下午，“病人”老时靠近了他。
那是“放风”时间，大家都在院子里活动。不“放风”时，大家都要待在病房区。
老时后来说，一般新来了人，他都去偷偷问问情况，而他听到了老孙喊“是上访的”。
老孙跟老时说，我的事冤着呢……
老孙是新汶矿务局小港煤矿职工，去年底正式退休。
而因镇煤矿长期采煤，老孙所在的大沟桥村地面大面积塌陷，地没法耕种了，村里大量房屋也斑裂毁坏。1988年起，泉沟煤矿向大沟桥村多次补偿。
按补偿标准，老孙家可获4万多元。但据老孙及村民徐学玲等人讲，全村300多户都没领到补偿款。
而村干部称已发放，具体到老孙，说老孙盖了印章了。老孙坚称造假。
2001年起村民选出数名代表去上访，老孙是代表之一。
2003年11月，新泰市纪委调查组调查后，认为孙法武等村民的补偿款已发放。调查报告显示，村里“尚欠孙法武1块4毛钱的房屋斑裂补偿”。
老孙等人不服，2004年9月28日他们向新泰市纪委递交了审计该调查报告的申请。
三天后，当年10月1日晚，十多人闯入老孙家打砸。当时老孙没在，老孙的儿子、新婚第五天的孙贵强被砍成重伤。
据孙妻张学芳回忆，那些人喊着，“再上访弄死你们全家”。
自此，家里白天黑夜关着家门。而案发后，警方一直未能破案。
孙法武再次踏上信访之路，“市、省、中央不停地跑，不停地递材料”。
村民补偿费的事和儿子的事至今无果，而老孙“不停地跑”，不停“被拘”。
2004年12月26日，老孙从国家信访局门前被“接回”新泰，因“扰乱社会秩序”被拘留14天。
2005年1月14日，泰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老孙作出1年零9个月的劳教决定，理由是“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大声吵闹滋事，扰乱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老孙被送进了山东省少年劳动教养管理所劳教。
2007年7月12日，再次赴京的老孙，再次被“接回”。
这一次，时任泉沟镇信访办主任的陈建法说，你不能再上访了，你有精神病。老孙称，当时一民警让他签字。
“我怎么成了精神病？”老孙拒绝签字，随后被塞进一辆车送到泰安市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
“开始天天吃药，打针”。老孙对药物敏感，“头一直晕，站不起来”。老孙说，后来主治医生孟庆顺给停了药。
孟庆顺11月24日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是陈建法替老孙办的手续，费用也是泉沟镇政府出的。
那次，老孙被“治疗”3个月零5天。在家人多方投诉，而老孙答应不再上访后，被放出。
这是老孙2007年对“精神卫生中心”的记忆。
秘密的记录
老时秘密进行着自己的“任务”，迄今，他记录了18名被关进医院的上访者
对于老孙的经历，老时说，他在偷偷记录这些事，准备向外举报。
84岁的老时是天宝镇的退休干部，因与邻居宅基地纠纷长期没得到解决，曾多次到北京上访反映镇政府不作为。
2006年6月14日，老时被天宝镇信访办人员从北京“接回”，直接送进新泰精神病院。
后出于多种因素，天宝镇政府和医院后来多次通知老时出院，但老时不走了。
“你们强行把我送进来，又吃药又打针，必须申请权威机构对我进行鉴定，给我个说法，我才出去。”
没有讨到说法，老时就一直待着。至今已两年5个月。这期间，他利用“放风”时间搜集材料，发现“很多上访的人被关进来”。
老孙做了许多记录，记在纸片上，甚至旧药盒上。
老时说，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护士不让“上访病人”间交谈。
老孙能证实的是，他有次跟一个女上访者说话，护士说：你们上访的人再在一起说话，就绑起来多灌几次药。
两年多时间里，老时秘密记录了18个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
老时还写日记，2006年6月的一篇日记老时写道：“一些精神病人老是打我，只要我和医生、护士顶了嘴，等他们走后，几个病人一定会打我，掐我脖子。肯定是这些医生指使的。”
日记和记录的纸片，老时藏在褥子底下。
老时告诉老孙，关进来没多久，他便让家属捎进来一部手机，他曾偷偷往外打电话举报，都没成功。
老孙发现，老时把中纪委的举报电话写在了内衣口袋上。
听说老时藏有手机，老孙要借来报信。但手机嘟嘟响，无法拨出，而老时也不知原因。
信息传不出去，老孙“只能待着”，但“悄悄抵抗”。
进来第二天开始，每次吃药，他都将药压在舌下，等护士走了再吐掉。
徐学玲手拿自己妹妹被打的照片。今年5月，她因上访被关进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一周。
11月26日，孙法武在自己家中提到去世的母亲，潸然泪下。
护士很快发现，后来吃药会检查舌头。老时和“上访病人”李元亮也这样说。
“病友”之间
“上访病人”李平荣说，一定帮我带个信出去，让他们来救我
老孙试图传信息的时候，家里人正四处找他。
10月19日老孙离家后，家人发现老孙电话打不通了，后来孙妻张学芳找到了谷里镇的张成用等人，张曾跟老孙约好19日一早在泰安会合后进京上访。
张成用说，他打听到老孙被镇里带回去了。
10月22日，张学芳找到了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
安说，你丈夫有病还上访，扰乱社会秩序，我们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了。
张学芳要求安拿出老孙有精神病的证明，被拒绝。
张学芳又去找代镇长陈建法，说大街上那么多有精神病的人你们不送，偏送他？
陈说，别人没上访， 他上访了。
10月26日，张学芳带着5个亲戚到了新泰精神病院。
她被允许见老孙，但要隔着铁门。
当时，老孙正在院里“放风”，突然听到铁门另一侧有人喊他。
他蹲下来，通过铁门下面半尺高的缝隙，看到了妻子张学芳的脸。
老孙让把手机递给他，打了110，说自己去上访被镇政府强行关在精神病院了，需要解救，110说不管上访的事。
张学芳对老孙说，你放心，我要去北京告，我一定救你出去。
27日，张学芳再次来看老孙时，老孙把老时的名单和日记偷偷交给她，并说了老时的叮嘱：拿到北京去喊冤，还我们一个公道。
送走妻子，老孙也像老时一样注意“上访病人”。
10月31日下午，老孙看见三男两女架着一个40多岁的妇女进来，那女子一直挣扎，大喊“我没精神病，我是上访的”。
3天后，“放风”时，老孙得知该女子叫李平荣，因丈夫工伤处理的事进京上访被关进来，家人尚不知情。她求老孙帮忙带个信出去，传给她在外地上学的孩子，“让他们来救我”。
老孙从老时那里借来烟盒纸和笔，又一次“放风”时，他给了李，李写下了她家地址和亲人的电话。
李写好后，先将烟盒纸扔到院里一个角落。之后，老孙假装瞎逛，去捡起。
11月3日，张学芳探望老孙时偷偷将烟盒纸带出。但迄今没能联系到李的家人。
鉴定与“癔症”
工作了34年，其中29年患精神病，单位还没让我病退？老孙耿耿于怀
在等待被“营救”的日子里，老孙缠着医生要看自己的“鉴定书”，被拒绝。
根据老时的记录，“上访病人”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进来时家属不知情，二是不知何时被鉴定过，更没见过鉴定书。记者了解的情况大致如此，除了徐学玲。
46岁的徐学玲，是大沟桥村的致富能手，经营着一家店铺。2006年，她的妹妹徐加玲（聋哑人）在泉沟煤矿被保卫科长打伤，因对当地公安机关处置不满，徐学玲此后四处上访。
2008年5月14日，徐学玲被从北京“接回”，关进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一周。
被送出后，徐坚持要说法，镇政府给了她一份“精神疾病鉴定意见书”。这份日期为2008年3月29日的意见书，委托人是新泰市公安局，鉴定地点是泉沟镇政府。
徐学玲说，她根本不知鉴定这回事。她回忆，3月29日，镇信访办副主任薛青刚跟她说，省里派了调查组来查你妹妹的事。她记得，当时见到了镇党委副书记高伟和三个陌生人。高伟跟她说，这三位是省里下来的，你把案子跟他们说一下。徐讲述了妹妹的事，并询问三人单位和姓名，对方说有事你找镇里就可以。
鉴定书称徐学玲“思路清晰、言谈切题，未见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讲到伤心处则痛哭流涕……”诊断结论“癔症”。
山东安康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的张金响是鉴定人之一。他接受采访时称他们是受当地公安机关委托，他称“臆症基本不影响其民事行为能力，发病时可能产生社会危害”。
11月25日，记者在泉沟镇信访办见到了老孙的鉴定书：“不满村干部侵吞群众房屋斑裂款，多次到省、中央上访……又哭又叫十年……其妻张学芳、子孙贵强等证明：孙法武1979年头部被砸伤患精神病语无伦次……”“意识清，定向力正常……涉及心因时痛哭流涕、泪流满面……诊断：臆症性精神病。”鉴定机关为山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时间为2006年3月。
张学芳说，家人均不知老孙被鉴定过，更不用说做证明。“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他有精神病？”
徐学玲称，几十年来，村里人从不知老孙犯过精神病。
从记者处得知2006年3月的“鉴定书”后，老孙回忆，2006年初，被劳教期间他与一名干警发生冲突，该干警打他并让他当众下跪……当晚他想自杀被发现，随后绝食抗议；后来两名干警带他去济南说去看病。
当年3月，老孙被提前释放，但他并不知是因“有精神病”。
对于被称有29年精神病史，老孙耿耿于怀：我工作34年，29年精神病？
不上访保证书
“我有精神病，不能再继续上访。”签字后，老孙得以回家葬母
11月10日，隔着铁门，老孙又听到妻子的喊声。
80岁的母亲病危了。
这天早晨，孙母跟张学芳说，做了个梦，梦见银海（老孙的乳名）一直在叫娘。
52岁的张学芳慌了神，她去给信访办主任安士智跪下了，边哭边磕头，说，让他见他娘最后一面吧。
安说，老孙是上级安排送进去的，需要请示。他让张学芳回家等消息。
于是张又跑去找老孙。
老孙跑去找院领导，领导说找你们镇政府去。
当天下午5点，孙母逝世，老孙未能回家。
12日上午，老人遗体要火化，按当地风俗，作为长子的老孙必须到场。
送丧的亲属一直等，老孙一直没出现。
张学芳穿着孝服去镇政府找安士智，被门卫拦住，她跪在了镇政府办公大楼前。
1小时后，安士智出现了，说要老孙回，张学芳须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字：我丈夫孙法武有精神病，再犯了要向精神病医院送。
张学芳签了字。
随后，安士智带她到精神病院。老孙被要求在另一份保证书上签字。
老孙问保证书写了什么，安念了一遍，老孙又让医生念了一遍：我有精神病，不能再继续上访。
安后来跟记者说，签保证书是为了让老孙不再上访，不再“扰乱社会秩序”。
11月12日中午12点，老孙签了字，离开精神病院，去给母亲送葬。
老孙4岁丧父，跟母亲生活了半个世纪，“没见上最后一面”。
医院的无奈
院长承认医院里有些人是上访户，他说很多现象“医院无能为力”
11月25日，新泰精神病院院长吴玉柱承认，医院里有很多人是上访户，都是各镇政府付费的。
老时记录的那个上访者名单，能看清的名字，都得到了吴的证实。
吴玉柱说，在新泰，被政府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救助治疗”的上访人员很多。
他说，有许多人一看就不是精神病人，医院就拒绝收，但政府送人大部分时候带着鉴定书。“都是同行，我们也不好推翻那些鉴定。每次还有公安的人来送，我们更不好说什么。”
“医院也有苦衷。”吴玉柱称，医院经济压力很大，每个人吃住每月1000多元，而许多镇政府都拖欠，例如老时的费用，天宝镇两年多都没交。
根据2001年11月卫生部有关规定，“临床症状严重，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等情况应属紧急收治范围。”
对于老时、老孙他们属哪种情形，吴玉柱说，我国还没有对精神病人管理的专门法规，很多现象，“医院无能为力”。
镇政府的“压力”
当地镇政府称，若处理不好越级上访的事，“上级就会找我们”
泉沟镇镇长助理陈建法也表达了“无奈”：“信访压力巨大”。
陈建法说，老孙和徐学玲的事，不是镇政府有能力解决的，而若处理不好他们越级上访的事，“上级就会找我们”。
他称，孙和徐都是“信访钉子户”，每年进京上访十多次。每次他们一到，市驻京办就打回电话，市里就责令镇里快去接人。
“每一次都得去三五个人，吃住花销，不是一笔小数目，全由镇里出。泉沟镇仅在这两个上访者身上，这些年花费在10万元以上。”
为了不让徐学玲再上访，今年8月9日，镇政府与徐的妹夫李天平签了协议，一次性支付“苦难救助金”4万元，并协调煤矿付了16万元医疗费及抚慰金。
陈建法说，这可能是一个坏的例子，因为徐加玲的情况应不用赔那么多钱。
对于老孙被强行收治，泉沟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出示了一份新泰市公安局的“建议书”：“鉴于孙法武已经司法鉴定系精神病人，具有一定现实危害性，为减少社会危害，特建议泉沟镇人民政府给予救助治疗。”
而陈建法说，把人送进精神病院，不是镇一级政府能够完成的。
安士智称，新泰市实行信访属人属地管理，信访工作是对党政一把手的最重要的一项考核，“出现越级上访，党政一把手要受到处分”。
根据我国信访条例的规定，采用“走访”形式上访，“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不过条例没有对“越级上访”的禁止性规定，更无处罚建议。
来自新泰市信访局网站的消息，新泰今年狠抓信访工作。今年3月4日，新泰的信访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辛显明提出，围绕全国“两会”召开和奥运会，切实做到“五个严禁”，其中“严禁发生赴省进京丢丑滋事事件”被列为第一条。
同样来自新泰信访局网站的一篇“经验交流”文章写道：针对个别信访人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心态，牢固树立依法打击的意识，做到“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掉一批”，营造“依法上访受保护、违法上访遭打击”的导向和浓厚氛围……对精神偏执的信访人也进行人文关怀，协助其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精神异常的送医院治疗。”
据当地媒体报道，新泰市因信访成绩突出，曾被山东省授予先进称号。
据该报道，新泰曾因“越级上访不断，被省里亮了‘黄牌’”，后来“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把各项信访目标任务分解量化到单位和人头，实行责任追究制、一票否决制和黄牌警告制，全市上下共同参与，齐抓共建”，新泰成为“首批‘平安山东’建设先进市”。
■ 相关链接
精神病强制收治规定
因为我国于1985年着手起草的《精神卫生法》至今未出台，目前没有针对精神病人权利保护的专项法规。
按《民法通则》规定，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若送精神病人强制治疗，需向法院提出申请并由法院宣告。
《刑法》规定：精神病人造成刑法上的社会危害，由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必要时可由政府强制医疗。
2001年11月卫生部规定：“临床症状严重，对自己或周围构成危害者；严重不能适应社会；伴有严重躯体疾病的精神病人；严重自伤、自杀、拒食、外跑等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者应属紧急收治范围，并应给予特级护理。”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deep/2008/12-08/008@021055.htm
2008年12月7日星期日
中国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
一份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
近日，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出炉了。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
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二万亿
该报告披露：至二００六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二七三一０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二二０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二九三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零四百五十余亿元。他们较集中在以下八个省市：广东省，一五六六人；浙江省，四六二人；上海市，二二五人；北京市，一九五人；江苏省，一七二人；山东省，一四一人；福建省，九十二人；辽宁省，七十九人。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 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
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二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
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官方研究部门这个调查报告，给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原来这个"大公无私"是让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
亿万富豪各国都有。不过民主国家富豪，靠的是聪明才智、惨淡经营；而中国这些富豪，靠的是老子的权势，这是平民百姓不能望其项背的。 权力腐蚀人，这个规律在中国大陆之外也起作用。但是从"衙内"一跃而变富豪，却是中国独 有的"特色"。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色"呢？除了民主制度这个关口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
可是我们就不同了，它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
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 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鉅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 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
盛世危言：一组组令人心惊的数字背后2006年10月20日 09:54:31 来源：上海证券报
【字号 大 中 小】 【我要打印】 【我要纠错】 【Email推荐： 】 ◎赵 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来自“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说，在对“官员腐败活动”、“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一些专家学者关于上述现象的评论”和“说不清楚”5个选项的问卷调查中，认为“官员腐败活动”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达63%；其次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占26%；认为“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只占6%。这表明，中国社会公众并不是或并不主要是因为存在贫富差距而感到不公平，最让大家痛恨和不安的是官员腐败和贫者的悲惨生存状况，而前者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所在。
阿克顿爵士说过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越位最直接的体现是官员腐败，Shleifer和Vishny对于腐败的定义是，政府官员通过出售政府财产来换取个人受益活动。亨廷顿则认为，腐败是公职人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
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增加的五大原因：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腐败的加剧，可分为表面上的原因与机制上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有两点：腐败（寻租）的收益提升而成本并未相应提升，廉洁的机会成本在上升而收益并未相应上升。制度上的原因也有两点，在转轨时期未能相应地理顺政府与市场的经济关系，未能建立起一套奖励与惩罚官员行为的机制。
权力腐败在中国日益加剧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寻租”活动的金额越来越大，高官贪污腐败（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的案例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1998年至2006年已经定案的部分落马的高官从厅局级到部级乃至更高的领导人，一应俱全。 然而，中国腐败官员被法办的概率不容高估 ，因此能够被世人所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公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 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则猛增为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权力的经济价值的确正在大幅度提高，同样程度的权力腐败，可以牟取更多的非生产性寻租，而且照这个趋势估计，倘若政府不加强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未来因为腐败导致的损失将更加惊人。
我们还发现，2004年以来涉案的省部级干部数量下降，但是金额却反而上升。与此形成对应，虽然涉案的省部级以上高官数量有所下降，但是涉案的厅局级干部却以稳定的幅度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权力腐败有逐渐下沉的趋势，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权力和影响力的扩大，缺乏监督机制的地方官员攫取制度外租金的动力非常强烈。
还得补充一点，中国官员腐败被法办的概率不高，以上的数据只是反映了查处案件的状况，只是中国权力寻租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涉案金额中尚有很多无法获知的数据，因此案件金额数肯定也是比实际金额低估的。由此可以看出，官员收入的高涨，其与普通公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是当前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问题。
腐败或者说是权力寻租在中国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权力资本化导致的高干子弟等特殊阶层的收入与平民百姓的收入差距，这也成为中国当前收入差距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有统计说，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特殊阶层之“特殊”，根源就在于权力，而中国经济转轨中制度的缺失，又使特殊阶层很轻易地获得巨额收入，致使社会两极化的鸿沟越拉越大。（作者：赵晓/本文要感谢硕士研究生董栋的合作）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10/20/content_5227379.htm
近日，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出炉了。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
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二万亿
该报告披露：至二００六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二七三一０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二二０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二九三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零四百五十余亿元。他们较集中在以下八个省市：广东省，一五六六人；浙江省，四六二人；上海市，二二五人；北京市，一九五人；江苏省，一七二人；山东省，一四一人；福建省，九十二人；辽宁省，七十九人。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 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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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官方研究部门这个调查报告，给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原来这个"大公无私"是让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
亿万富豪各国都有。不过民主国家富豪，靠的是聪明才智、惨淡经营；而中国这些富豪，靠的是老子的权势，这是平民百姓不能望其项背的。 权力腐蚀人，这个规律在中国大陆之外也起作用。但是从"衙内"一跃而变富豪，却是中国独 有的"特色"。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色"呢？除了民主制度这个关口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
可是我们就不同了，它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
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 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鉅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 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
盛世危言：一组组令人心惊的数字背后2006年10月20日 09:54:31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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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说，在对“官员腐败活动”、“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一些专家学者关于上述现象的评论”和“说不清楚”5个选项的问卷调查中，认为“官员腐败活动”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达63%；其次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占26%；认为“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只占6%。这表明，中国社会公众并不是或并不主要是因为存在贫富差距而感到不公平，最让大家痛恨和不安的是官员腐败和贫者的悲惨生存状况，而前者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所在。
阿克顿爵士说过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越位最直接的体现是官员腐败，Shleifer和Vishny对于腐败的定义是，政府官员通过出售政府财产来换取个人受益活动。亨廷顿则认为，腐败是公职人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
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增加的五大原因：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腐败的加剧，可分为表面上的原因与机制上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有两点：腐败（寻租）的收益提升而成本并未相应提升，廉洁的机会成本在上升而收益并未相应上升。制度上的原因也有两点，在转轨时期未能相应地理顺政府与市场的经济关系，未能建立起一套奖励与惩罚官员行为的机制。
权力腐败在中国日益加剧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寻租”活动的金额越来越大，高官贪污腐败（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的案例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1998年至2006年已经定案的部分落马的高官从厅局级到部级乃至更高的领导人，一应俱全。 然而，中国腐败官员被法办的概率不容高估 ，因此能够被世人所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公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 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则猛增为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权力的经济价值的确正在大幅度提高，同样程度的权力腐败，可以牟取更多的非生产性寻租，而且照这个趋势估计，倘若政府不加强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未来因为腐败导致的损失将更加惊人。
我们还发现，2004年以来涉案的省部级干部数量下降，但是金额却反而上升。与此形成对应，虽然涉案的省部级以上高官数量有所下降，但是涉案的厅局级干部却以稳定的幅度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权力腐败有逐渐下沉的趋势，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权力和影响力的扩大，缺乏监督机制的地方官员攫取制度外租金的动力非常强烈。
还得补充一点，中国官员腐败被法办的概率不高，以上的数据只是反映了查处案件的状况，只是中国权力寻租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涉案金额中尚有很多无法获知的数据，因此案件金额数肯定也是比实际金额低估的。由此可以看出，官员收入的高涨，其与普通公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是当前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问题。
腐败或者说是权力寻租在中国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权力资本化导致的高干子弟等特殊阶层的收入与平民百姓的收入差距，这也成为中国当前收入差距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有统计说，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特殊阶层之“特殊”，根源就在于权力，而中国经济转轨中制度的缺失，又使特殊阶层很轻易地获得巨额收入，致使社会两极化的鸿沟越拉越大。（作者：赵晓/本文要感谢硕士研究生董栋的合作）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10/20/content_5227379.htm
杨继绳：领袖可能受制于权势阶层
杨继绳：领袖可能受制于权势阶层
作者：李肃 文章来源：VOA
最近，在前中共领导人江的授意下，中国文化部试图逼迫《炎黄春秋》杂志主要领导人下台，这场风波使这个著名的改革派杂志再次成为新闻焦点。这个杂志的领导层对中国的改革如何评价呢？从《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的说法中可以略见一斑。
*改革之成败*
《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认为，应该肯定中国改革的经济成就。尽管一部分人占据了经济成就的主要部分，但是其他人也相对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且政治上也相对宽松了一些。
杨继绳："改革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不公正的问题。"
杨继绳把这个问题的形成归咎于中国官方称之为"改革总设计师"的前领导人邓。
杨继绳："不公正的原因还是邓南巡讲话。邓南巡讲话有两个效果。一个是正面效果，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负面效果就是进一步强化了专政。就是最后的结果形成了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而'14大'就接受了这个结论，成为后来1993年以后的改革路线。当今问题的一切罪恶根源就在于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权力不受制衡，权力可以在市场上换来大量的黄金白银。"
*强人政治变成常人政治*
杨继绳认为，中国的强人政治时代已经结束，现在的领导人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杨继绳："强人政治已经变成了常人政治。过去毛泽东和邓是革命年代造就的一种政治强人，来执政。现在是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通过机会、性格、才能、道德这么一个顺序走上了最高的地位。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的合力来行事。"
*领导人向民间寻求力量*
在这股"合力"中，领导人如何行事呢？杨继绳说：
"当今社会的合力是权势阶层的力量最强，所以权势阶层可能就决定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的常人领导人可能成为权势阶层的俘虏，被他们所俘获，成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
"他们要摆脱困境，只有向民间寻求力量。当然最好的方式是通过选票，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魄力，只好通过亲民，到民间去说好话、做好事、流眼泪、念诗来表现自己的亲民形象，寻求力量。但是这样是不是行？也可能有一点效果，但是还很难说。"
*何以解困?唯有民主*
杨继绳指出，民主化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
杨继绳："要防止既得利益群体左右改革的方向，防止现在的领导者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工具，只有一条：民主，在民众中寻求支持。而且当前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当然中国现在没有选举，没有选票来支撑，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亲民来支撑，来改善形象，来获得群众的谅解和支持。这也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到底能不能很直接，能不能变成现实，还要看。"
记者："那就是说，您还是认为现在的最高领导层是有可能，也是有意愿逐步地走向民主化。"
杨继绳："我想他们年龄跟我差不多，受的教育也是一样，甚至他们在高层可能比我们站得更高，可能知道更多的信息，我想他们也会知道，只有民主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市场经济必须和宪政民主相结合。马克思的一句话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嘛。经济基础已经变了，变了30年了，上层建筑还是过去那个样子，矛盾不就出来了嘛?
"所以这样常识性的问题，我想他们会知道的。只不过他们的行为不能像我们说话这么自由，受合力的左右，所以我们要体谅他们，要看，要支持。这是我的想法。我们那个杂志社也是这个指示，要支持，支持现任领导，推动中国前进。"
*冒险敢言才有言论自由*
杨继绳曾经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在新闻界工作了几十年，把言论自由看得很重。
杨继绳："严格说来，没有言论自由是不可能实现党内民主的。但是只要我们的媒体积极进取，上面感到压力，也可能暂时退让，言论空间可以慢慢扩大的。我们不希望某一次突变或者某一次马上言论自由了。言论自由是一个过程，需要我们言论人不断地冒风险，不断地说话，这样可能才有(言论自由)。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言论自由才开始搞民主。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争取民主的过程。"
*激进→无政府→专制*
杨继绳特别强调应该实行渐进式民主化。
杨继绳："中国近百年来吃激进的亏太多了，吃急切的亏太多了。不要太激进，不要太急切。你首先积极，要是不积极的话，你老拖下去，矛盾不断地积累，最后可能发生爆炸式的危机，结果一切都粉碎了。这就不行了。还要稳健。"
"如果太激进，如果这个激进的程度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出现了整个社会的无政府，可能新的专制就来了。专制是医治无政府的最好的良药。如果一旦群众承受不了无政府的突然，他们会像欢迎上帝一样欢迎专制者。"
*高层直选 派别公开*
杨继绳认为民主化应该先从中共党内开始。
杨继绳："怎么走呢？道路很多。我就提出一个，首先是党内民主。最高一级，总书记可以直选。党代表是真正选出来的。现在我们新华社党代表，几个几个我都不知道，我从来没选过党代表。第二步就是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这就是多党制的一个雏形了。然后才能慢慢地由一党专制变成多党政治。"
作者：李肃 文章来源：VOA
最近，在前中共领导人江的授意下，中国文化部试图逼迫《炎黄春秋》杂志主要领导人下台，这场风波使这个著名的改革派杂志再次成为新闻焦点。这个杂志的领导层对中国的改革如何评价呢？从《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的说法中可以略见一斑。
*改革之成败*
《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认为，应该肯定中国改革的经济成就。尽管一部分人占据了经济成就的主要部分，但是其他人也相对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且政治上也相对宽松了一些。
杨继绳："改革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不公正的问题。"
杨继绳把这个问题的形成归咎于中国官方称之为"改革总设计师"的前领导人邓。
杨继绳："不公正的原因还是邓南巡讲话。邓南巡讲话有两个效果。一个是正面效果，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负面效果就是进一步强化了专政。就是最后的结果形成了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而'14大'就接受了这个结论，成为后来1993年以后的改革路线。当今问题的一切罪恶根源就在于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权力不受制衡，权力可以在市场上换来大量的黄金白银。"
*强人政治变成常人政治*
杨继绳认为，中国的强人政治时代已经结束，现在的领导人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杨继绳："强人政治已经变成了常人政治。过去毛泽东和邓是革命年代造就的一种政治强人，来执政。现在是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通过机会、性格、才能、道德这么一个顺序走上了最高的地位。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的合力来行事。"
*领导人向民间寻求力量*
在这股"合力"中，领导人如何行事呢？杨继绳说：
"当今社会的合力是权势阶层的力量最强，所以权势阶层可能就决定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的常人领导人可能成为权势阶层的俘虏，被他们所俘获，成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
"他们要摆脱困境，只有向民间寻求力量。当然最好的方式是通过选票，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魄力，只好通过亲民，到民间去说好话、做好事、流眼泪、念诗来表现自己的亲民形象，寻求力量。但是这样是不是行？也可能有一点效果，但是还很难说。"
*何以解困?唯有民主*
杨继绳指出，民主化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
杨继绳："要防止既得利益群体左右改革的方向，防止现在的领导者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工具，只有一条：民主，在民众中寻求支持。而且当前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当然中国现在没有选举，没有选票来支撑，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亲民来支撑，来改善形象，来获得群众的谅解和支持。这也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到底能不能很直接，能不能变成现实，还要看。"
记者："那就是说，您还是认为现在的最高领导层是有可能，也是有意愿逐步地走向民主化。"
杨继绳："我想他们年龄跟我差不多，受的教育也是一样，甚至他们在高层可能比我们站得更高，可能知道更多的信息，我想他们也会知道，只有民主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市场经济必须和宪政民主相结合。马克思的一句话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嘛。经济基础已经变了，变了30年了，上层建筑还是过去那个样子，矛盾不就出来了嘛?
"所以这样常识性的问题，我想他们会知道的。只不过他们的行为不能像我们说话这么自由，受合力的左右，所以我们要体谅他们，要看，要支持。这是我的想法。我们那个杂志社也是这个指示，要支持，支持现任领导，推动中国前进。"
*冒险敢言才有言论自由*
杨继绳曾经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在新闻界工作了几十年，把言论自由看得很重。
杨继绳："严格说来，没有言论自由是不可能实现党内民主的。但是只要我们的媒体积极进取，上面感到压力，也可能暂时退让，言论空间可以慢慢扩大的。我们不希望某一次突变或者某一次马上言论自由了。言论自由是一个过程，需要我们言论人不断地冒风险，不断地说话，这样可能才有(言论自由)。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言论自由才开始搞民主。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争取民主的过程。"
*激进→无政府→专制*
杨继绳特别强调应该实行渐进式民主化。
杨继绳："中国近百年来吃激进的亏太多了，吃急切的亏太多了。不要太激进，不要太急切。你首先积极，要是不积极的话，你老拖下去，矛盾不断地积累，最后可能发生爆炸式的危机，结果一切都粉碎了。这就不行了。还要稳健。"
"如果太激进，如果这个激进的程度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出现了整个社会的无政府，可能新的专制就来了。专制是医治无政府的最好的良药。如果一旦群众承受不了无政府的突然，他们会像欢迎上帝一样欢迎专制者。"
*高层直选 派别公开*
杨继绳认为民主化应该先从中共党内开始。
杨继绳："怎么走呢？道路很多。我就提出一个，首先是党内民主。最高一级，总书记可以直选。党代表是真正选出来的。现在我们新华社党代表，几个几个我都不知道，我从来没选过党代表。第二步就是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这就是多党制的一个雏形了。然后才能慢慢地由一党专制变成多党政治。"
2008年12月4日星期四
炎黄春秋面临整肃
炎黄春秋面临整肃
（亚洲周刊）
《炎黄春秋》杂志刊登八九之后有关赵紫阳的首篇正面报道专文，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不满，要求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主管文化部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休。在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明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引起境内外极大关注。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担忧多年的事终于悄悄降临，人们感到了寒意。屡屡发表说真话文章而「为改革鼓与呼」的《炎黄春秋》月刊，日前遭北京当局整肃，此举被政治学者视为「六#四事件以来最大的一场封杀媒体的大戏」。
事缘《炎黄春秋》九月号刊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孙振的七千字长文《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这是自八九年以来，中国大陆传媒首次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专篇正面报道，讲述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农村基层调查并调整农村政策，获得「要吃粮，找紫阳」美誉的故事。
当下，各地都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程，而再过七个月正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在这重要而又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正涌动着一股激流，「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事情未来的发展，引起境内外的极大关注。
据悉，孙振的长文九月发表后，当即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的不满，要求中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二十多天后，即十月中旬，文化部着手处理。《炎黄春秋》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主办，研究会是挂靠在文化部的一个社团。文化部欲以《炎黄春秋》的社长、副社长、秘书长、编委年龄过大为借口，更替领导班子。
不过，有人认为，《炎黄春秋》不是官方办的杂志，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给一个编制，政府无权限制领导班子的年龄，就好比无法规定民营公司老板的年龄一样。下手处置确实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在当今要求「还权于民」的理念下，文化部迟迟难以作出抉择。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人们以为事情或许淡化了。不料，日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终于传达指令，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下来。
孙振长文的责任编辑是《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年逾八旬的杜导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身体硬朗，一些重大稿件都由他动手修改、最后拍板。
编委、副社长杨继绳说，杜导正是「八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有读者还加了一句「四十岁的思想」。杜导正始终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退步，也不能激进，而应该有序地、稳固地、逐步地「碎步前进」。
作者孙振，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一九四六年十六岁时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文章开篇说：「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后期，心系民生，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需要在省际交流干部，孙振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赵紫阳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出任省委书记。于是他俩有了交往。一九七六年，四川「文化革命」的派别争斗依然严重，一次，他随赵紫阳下农村「微服私访」。文章回忆说，赵紫阳每到一地，不淮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直接步入田间与农民交谈。这次出行共走了十多个县市，零距离感受赵紫阳在那个特殊年代，坚持实事求是、调整农村政策的许多故事。
孙振在文章最后说，「在广大农村改革的早春时节，『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是人民对紫阳的最为美好的赞誉」。
《炎黄春秋》接连刊出关于赵紫阳的文章。二零零七年七月刊登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的《国务院大院的回忆》，是八九年以来首次在公开报刊上正面出现赵的名字。随后，又连续发表了田纪云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近距离感受邓小平》（零七年十二期），《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一期），《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二期），《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零八年三期），每一篇都提到赵紫阳的名字。于是赵的名字渐渐脱敏。零八年第四期又刊登赵的秘书李树桥的文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也肯定了赵的贡献。第九期孙振的文章是第一篇长篇专文。有评论认为，这就是在目前态势下的一种「碎步前进」、「逐步推进」。
二零零九年六月，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炎黄春秋》如此敢于突破，有高层人士担心会引起国人更进一步联想。《炎黄春秋》是中共党内一批老干部主持、聚集的「家」，是当下中国能对宣传部门的宣传口径有所突破的唯一阵地。
二零零八年春夏，中国政坛传出奥运之后媒体宣传政策会收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宣部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认为「今年的中国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多事多难，大喜大悲」，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未来前进道路上，「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更主动出击。
时下，中共体制内已退下高位的一批老干部闻悉《炎黄春秋》面临整肃，纷纷对杂志社作出声援，他们认为对文化部的处置绝对不能让步，「文死谏，武死战」，要「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不是杜导正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一大批老共产党员发表声音的阵地是否存活」，「这一阵地来之不易，不容被剥夺」。
《炎黄春秋》于九一年创刊，在老将军萧克和张爱萍的支持下，一批中共党内老人白手起家创办，至今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由自己经营。这些办刊老人不善经营广告，主要靠发行量。《炎黄春秋》的读者几乎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最初发行量四万多，近年每月都是数百数千增加，如今总发行量已超逾八万册。
二零零八年初，杜导正说：「《炎黄春秋》的二零零八年办刊框架，总的说思想要解放，要有突破，要『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这『大框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邓小平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三个代表、十七大报告，这些要守住。我们有几个硬性规定，有些问题内部探讨怎么谈都可以，但公开发表就不能碰：多党制不碰，军队国家化不碰，六#四事件今年不碰，法轮功不碰，现任的和上一届的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案件不碰。」他认为，政治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前进中最核心的问题。中国今后要继续前进，非突破这一条不可。他说：「我提出『碎步前进』的理念，慢慢推进，向前走二十年、三十年，条件成熟了，步子再加大些。我是乐观派，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谁都阻挡不了。我常常说要记住林则徐的那副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杜导正说：「现在的舆论环境，主流是不错的，当然前进中一定会有波折，他们进一下，退一下，朝左偏一下，朝右偏一下，甚至有时候镇压一下，这很正常。我们杂志的理念是一定要客观，一定要对人对事公平，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认可。」杜导正认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就是要回应胡锦涛的号召，放宽言路，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有更大的责任。
这些年来，在杜导正主持下，《炎黄春秋》发表了引起当局某些高层人士不满的重要文章，大致有五类。除了上述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外，第二类是关于胡耀邦的文章。
从一九九四年胡去世五周年刊登第一张照片并配小诗起，直到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前后刊登了三十多篇关于胡耀邦的文章。胡耀邦的名字从和赵紫阳一样敏感到脱敏，最后竟召开纪念会。一九九四年第一篇关于胡耀邦的照片刊登后，当局曾下指令收回该期杂志。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胡的纪念座谈会在十九日召开，此前半个多月发行的《炎黄春秋》十一期杂志，由于发表田纪云、任仲夷等十四位中共老一辈高官的文章《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竟然也被下令禁止发行，引起读者强烈不满。不过，此后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彻底开禁了。
第三类是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每次中共党代表大会，《炎黄春秋》都会发一篇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前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写给大会的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中共召开十七大，即二零零七年十月发表了他的《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中共十六大，即二零零三年一月，发表了《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此文被《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转发，但报纸被查封。
此类文章在《炎黄春秋》中占有极大比例，二零零八年五月，刊登十一位专家学者笔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文章，主题是「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七月发表十六位专家学者笔谈汶川地震，总标题是「汶川地震：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鼓吹开放传媒空间。
第四类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二零零七年二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引起巨大反响。二零零七年六月，发表了谢韬和辛子陵的《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二零零八年二月，发表了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此外，还有六月号的杨继绳《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七月号的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八月号的彭迪《普世价值：驻外记者的感想》，十月号的应克复《我看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十一月号的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等。
第五类文章是以亲身经历的史实，还原敏感而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相。《炎黄春秋》率先还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一个公道，接着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炎黄春秋》众多文章如实记载当年「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的文章。零八年七月发表金雁的《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重新评价十月革命。在全国媒体闭口不提「文化革命」的现状下，《炎黄春秋》这些年来却一再发表文章描述文革。
十一月七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要依法保护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扰」。
北京一批中共党内老干部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为什么文化部还要对《炎黄春秋》作出整肃？创办这么多年来，《炎黄春秋》被「整」挨「批」达八九次，跌跌撞撞，步履维艰，但毕竟走过来了。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为办刊理念的《炎黄春秋》的命运，正引起世人的关注。
（亚洲周刊）
《炎黄春秋》杂志刊登八九之后有关赵紫阳的首篇正面报道专文，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不满，要求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主管文化部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休。在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明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引起境内外极大关注。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担忧多年的事终于悄悄降临，人们感到了寒意。屡屡发表说真话文章而「为改革鼓与呼」的《炎黄春秋》月刊，日前遭北京当局整肃，此举被政治学者视为「六#四事件以来最大的一场封杀媒体的大戏」。
事缘《炎黄春秋》九月号刊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孙振的七千字长文《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这是自八九年以来，中国大陆传媒首次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专篇正面报道，讲述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农村基层调查并调整农村政策，获得「要吃粮，找紫阳」美誉的故事。
当下，各地都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程，而再过七个月正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在这重要而又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正涌动着一股激流，「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事情未来的发展，引起境内外的极大关注。
据悉，孙振的长文九月发表后，当即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的不满，要求中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二十多天后，即十月中旬，文化部着手处理。《炎黄春秋》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主办，研究会是挂靠在文化部的一个社团。文化部欲以《炎黄春秋》的社长、副社长、秘书长、编委年龄过大为借口，更替领导班子。
不过，有人认为，《炎黄春秋》不是官方办的杂志，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给一个编制，政府无权限制领导班子的年龄，就好比无法规定民营公司老板的年龄一样。下手处置确实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在当今要求「还权于民」的理念下，文化部迟迟难以作出抉择。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人们以为事情或许淡化了。不料，日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终于传达指令，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下来。
孙振长文的责任编辑是《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年逾八旬的杜导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身体硬朗，一些重大稿件都由他动手修改、最后拍板。
编委、副社长杨继绳说，杜导正是「八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有读者还加了一句「四十岁的思想」。杜导正始终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退步，也不能激进，而应该有序地、稳固地、逐步地「碎步前进」。
作者孙振，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一九四六年十六岁时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文章开篇说：「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后期，心系民生，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需要在省际交流干部，孙振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赵紫阳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出任省委书记。于是他俩有了交往。一九七六年，四川「文化革命」的派别争斗依然严重，一次，他随赵紫阳下农村「微服私访」。文章回忆说，赵紫阳每到一地，不淮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直接步入田间与农民交谈。这次出行共走了十多个县市，零距离感受赵紫阳在那个特殊年代，坚持实事求是、调整农村政策的许多故事。
孙振在文章最后说，「在广大农村改革的早春时节，『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是人民对紫阳的最为美好的赞誉」。
《炎黄春秋》接连刊出关于赵紫阳的文章。二零零七年七月刊登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的《国务院大院的回忆》，是八九年以来首次在公开报刊上正面出现赵的名字。随后，又连续发表了田纪云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近距离感受邓小平》（零七年十二期），《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一期），《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二期），《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零八年三期），每一篇都提到赵紫阳的名字。于是赵的名字渐渐脱敏。零八年第四期又刊登赵的秘书李树桥的文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也肯定了赵的贡献。第九期孙振的文章是第一篇长篇专文。有评论认为，这就是在目前态势下的一种「碎步前进」、「逐步推进」。
二零零九年六月，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炎黄春秋》如此敢于突破，有高层人士担心会引起国人更进一步联想。《炎黄春秋》是中共党内一批老干部主持、聚集的「家」，是当下中国能对宣传部门的宣传口径有所突破的唯一阵地。
二零零八年春夏，中国政坛传出奥运之后媒体宣传政策会收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宣部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认为「今年的中国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多事多难，大喜大悲」，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未来前进道路上，「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更主动出击。
时下，中共体制内已退下高位的一批老干部闻悉《炎黄春秋》面临整肃，纷纷对杂志社作出声援，他们认为对文化部的处置绝对不能让步，「文死谏，武死战」，要「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不是杜导正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一大批老共产党员发表声音的阵地是否存活」，「这一阵地来之不易，不容被剥夺」。
《炎黄春秋》于九一年创刊，在老将军萧克和张爱萍的支持下，一批中共党内老人白手起家创办，至今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由自己经营。这些办刊老人不善经营广告，主要靠发行量。《炎黄春秋》的读者几乎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最初发行量四万多，近年每月都是数百数千增加，如今总发行量已超逾八万册。
二零零八年初，杜导正说：「《炎黄春秋》的二零零八年办刊框架，总的说思想要解放，要有突破，要『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这『大框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邓小平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三个代表、十七大报告，这些要守住。我们有几个硬性规定，有些问题内部探讨怎么谈都可以，但公开发表就不能碰：多党制不碰，军队国家化不碰，六#四事件今年不碰，法轮功不碰，现任的和上一届的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案件不碰。」他认为，政治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前进中最核心的问题。中国今后要继续前进，非突破这一条不可。他说：「我提出『碎步前进』的理念，慢慢推进，向前走二十年、三十年，条件成熟了，步子再加大些。我是乐观派，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谁都阻挡不了。我常常说要记住林则徐的那副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杜导正说：「现在的舆论环境，主流是不错的，当然前进中一定会有波折，他们进一下，退一下，朝左偏一下，朝右偏一下，甚至有时候镇压一下，这很正常。我们杂志的理念是一定要客观，一定要对人对事公平，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认可。」杜导正认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就是要回应胡锦涛的号召，放宽言路，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有更大的责任。
这些年来，在杜导正主持下，《炎黄春秋》发表了引起当局某些高层人士不满的重要文章，大致有五类。除了上述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外，第二类是关于胡耀邦的文章。
从一九九四年胡去世五周年刊登第一张照片并配小诗起，直到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前后刊登了三十多篇关于胡耀邦的文章。胡耀邦的名字从和赵紫阳一样敏感到脱敏，最后竟召开纪念会。一九九四年第一篇关于胡耀邦的照片刊登后，当局曾下指令收回该期杂志。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胡的纪念座谈会在十九日召开，此前半个多月发行的《炎黄春秋》十一期杂志，由于发表田纪云、任仲夷等十四位中共老一辈高官的文章《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竟然也被下令禁止发行，引起读者强烈不满。不过，此后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彻底开禁了。
第三类是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每次中共党代表大会，《炎黄春秋》都会发一篇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前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写给大会的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中共召开十七大，即二零零七年十月发表了他的《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中共十六大，即二零零三年一月，发表了《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此文被《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转发，但报纸被查封。
此类文章在《炎黄春秋》中占有极大比例，二零零八年五月，刊登十一位专家学者笔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文章，主题是「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七月发表十六位专家学者笔谈汶川地震，总标题是「汶川地震：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鼓吹开放传媒空间。
第四类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二零零七年二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引起巨大反响。二零零七年六月，发表了谢韬和辛子陵的《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二零零八年二月，发表了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此外，还有六月号的杨继绳《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七月号的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八月号的彭迪《普世价值：驻外记者的感想》，十月号的应克复《我看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十一月号的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等。
第五类文章是以亲身经历的史实，还原敏感而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相。《炎黄春秋》率先还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一个公道，接着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炎黄春秋》众多文章如实记载当年「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的文章。零八年七月发表金雁的《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重新评价十月革命。在全国媒体闭口不提「文化革命」的现状下，《炎黄春秋》这些年来却一再发表文章描述文革。
十一月七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要依法保护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扰」。
北京一批中共党内老干部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为什么文化部还要对《炎黄春秋》作出整肃？创办这么多年来，《炎黄春秋》被「整」挨「批」达八九次，跌跌撞撞，步履维艰，但毕竟走过来了。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为办刊理念的《炎黄春秋》的命运，正引起世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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