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常遇着的一种批评叫偏激，好像一说偏激，你的一切言论便不足道，你的言论根基便已然塌方，不堪一击，有一种不战而胜的优越感。有些人对政府几十年的作恶不出一声，却对政府有毫无原则、毫无底线的无限理解，得着很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着被迫害狂的心理企盼，却并不自知，甚至还满足于这样的心理疾患。这种人质爱上绑匪的现象，在专制制度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尤为严重。哪怕是被剥夺与被迫害的弱者，也乐意站在强势一边，向他们发出一种无望的献媚，乐意在心里上达成一种不受排斥的幻觉，且乐意生活在此中幻觉里了此残生。因之，在中国有一种他国没有的特殊景观，自己也是弱势的一方，自己也是受尽盘剥的人，却因为要在心理上归宿于强势一方——注意只是一种心理归宿，而非实质上的归宿，实质上他有可能是最下层的人，但他的思维已经被“人民日报化”了（关于思维的“人民日报化”，改日我会专文论述）——他宁愿生活在这样的幻觉中，以换取少许的安全感。其实这安全靠连止痛药都算不上，更多的时候只是饮鸩而不止渴。
中国人历来没有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内心的恐惧无日无之，乃至无时无刻无之。生活在恐惧之中，个人的行为、表达乃情感都遭受空前的扭曲。这种空前的扭曲，已深入我们文化的骨血。比如我们许多的委婉语词，并非是出于礼貌，而是出于做奴才做久了的下意识反应与外化；比如我们的言论必失、祸从口出，就是对言论自由的钳制而产生的对自由表达害怕的一种必然结果；有许多文章不是出于修辞之必须，而是出于内心的害怕，变得云山雾罩，这在许多杂文体的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使许多写人的杂文在某种意义上难逃“小骂大帮忙”之讥（十多年前龙应台先生参加《美文》一次会，痛感大陆文章的云山雾罩，让其不明就里，她所表达的意见与我相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思维模式和文章写作模式，有许多时候不是出于文章内容的需要，不是出于产生戏仿谐谑的美学效果，而是出于害怕的一种保护，等等。这些都是拜我们没有言说自由，没有免于恐惧之自由所赐。但很多人会觉得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说明白话、直白表达的人，不够温良恭俭让，不够全面而显得偏激。他不分析一篇文章乃至甚一本书要分析现实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这个事实，他不愿意认真阅读他人的文章，只是因为其表达与他此前的阅读经验大不相侔，比如读那种云山雾罩的文章过多，以为天底下就“云山雾罩”最好。于是便因此而得出他人“偏激”的结论。
深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爱上绑匪，已成为许多中国习焉不察的心理习惯和日常行为。绑匪当然乐意看着你向他献媚，乐意看着你爱上他。但他爱不爱你，分一杯羹予你与否？全赖他的心情好不好，全赖他当时还有点善心否？全赖他的恩赐，全无可靠之制度保障。事实上，很多时候爱上绑匪的人质，不仅连他们剩的骨头汤都喝不到一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这就像一种商业投资一样，大家都做爱人质的绑匪，人质很多，供过于求，人质的“价格”在绑匪心目中就大为降低，这也就是你争相做奴才，而奴才之地位尚不保的原因。我们现在作为人质爱上绑匪的人特别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强势者不耳你、不尿你（此为四川话，意为不理你）的原因之一。因为爱绑匪的人太多，绑匪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统治人质，同时由爱绑匪的人质太多，而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死难者却没有人引咎辞职，那么多死难者却没有降半旗致哀的原因之一。换言之，奴才太多，奴才的价码就像搞倾销一样滥市，其低于市价，乃至变成废品一堆就会成为必然。人的尊严本来是无价的，但是你的一部分权利却是可以用价格来衡度的。学习一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常识，知道怎么使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应该并非难事。有些官员成天乐意像哈叭狗一样侍奉上级，那是因为他除此之外找不到第二种使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虽然他个人利益大化是建立在对他人利益的伤害的基础之上，值得我们深加批评，但损人利己还稍可理解。我最不理解的是，许多底层人一无所有，或者已被剥夺得所剩无多，或者一些略读点书的人（能上网并发表一点言论，应该也算读点书）却乐意损人不利己。损己利人可谓高尚（不过这高尚很多时候是虚幻的），损人利己是一种本能（虽然这本能不一定都好），最不可理喻的当属损人不利己，而利的是盘剥自己利益的第三方。在中国，损人不利己，而利盘剥自己利益之第三方的人，可谓夥也，他们似乎乐在其中，甚或引以为豪。
站在强势一边，但对政府的批评者却常饱以“偏激”的老拳，看过1954年奥斯卡获奖影片《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一译为《在江边》，卡赞导演，马龙．白兰度主演）的观众不难知晓我要说什么。被逼而起，进而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特里太少，而麻木的码头工人太多，尽管他们一同争取合法，他们的利益才可能最大化，他们也宁愿麻木，无动于衷。卡赞最后是特里胜利，大家觉醒，在我看来反而有蛇足之饥。好莱坞在某些时候太喜欢做苦难生活的甜点，却不愿做苦难生活的药石，这也是他们造梦方式常后诟病之处，尽管在商业上讲，不失为聪明的策略。事实上不愿觉醒，不知自己权益的美国人是很少的（有时想美国人比较喜欢夸大自己的权益受损，这也多年来民主自由熏沐的必然结果，不像我们受损了，却自我欺骗，自我麻醉，都去当全身受伤而不喊痛的“关公”），这电影对应中国的现实生活，更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我常想，你“满足”和“陶醉”于自己被盘剥的生活，或者说你虽不满，但你因害怕而不敢说，也就罢了，这无足深责。但你不仅“满足”于被盘剥，而且你还帮着我们共有的盘剥者来压制别人争取自己权利的努力，这恐怕不值得称道。在中国这种损人不利己，却利自己的统治者，利于盘剥自己的奴隶主的奴才，实在是太多了。这样不幸的人，虽然也是制度压迫下的产物，也值得同情，但最终我不能不深感遗憾地指出，你对绑匪太热爱了，别人不迫害你，你已经不习惯了。你爱绑匪爱到不顾自己的利益也就罢了（因为你有怎么处置自己利益的权利），但你爱绑匪，不能伤害他人的利益罢。那些争取自己权益的人，或许并不高尚，但他们在争取自己权益的同时，进而客观上也可能为你摆脱绑匪对你利益的剥夺，做出了一点贡献。你不表示感谢也可以理解，你可以沉默地享受好处，但你不应该公开赞赏绑匪吧，是不是？做个这样的普通人，难道需要很高要求吗？
常来敝博说我偏激者，请以衡度我的方式来衡度政府，如果你不是睁眼不顾事实的话，我想你应该得出在中国，官方是最偏激的群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官方偏激的方式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深圳的野蛮执法，深圳的野蛮游街，至于枪击伤害百姓也并非只是偶一为之。比如教育很差是有目共睹的，却说自己的教育是如何的好；从来没有免费过，却说自己的是义务教育。到处充溢伤害人权的案件事实，一些高官说中国是最有人权的国家。不顾民众利益的奥运却不允许半点批评（前天我发的搞笑旧文《奥运与吞稀饭大赛》本来全文刊载于此前的传统传媒，却在此被删，原因是奥运会不准批评）。《人民日报》、新华社是中国最偏激的媒体，因为他只报喜报忧，只报道主子的旋律（主旋律）。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是不是偏激？要我历数官方的偏激，可谓不胜枚举，罄竹难书，各位说我偏激的朋友，在中国到底是官方偏激还是我们民众偏激？
当然，我欢迎各位就我的观点据实指陈，说我哪一点没有事实根据，或者说我证据不够充分，我都万分欢迎。但对不看完文章，不据实指陈，反而说我没证据（可以这样说，我写文章十分重证据，虽然不可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但可以说基点都在事实之上），那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从来不认为我的观点不受批评，也不敢以正确自居。我说我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贡献了一种或许与官方不相同信息，是与非，正确与否，判断权利在你自己手里。当你指责我偏激的时候，我希望你之一之二地说将出来，摆事实，拿证据，讲道理，则善莫大焉。另外，我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与公正，这样的人没有。我也是有情感倾向的人，也是有缺陷的人，我不是神，所以不能神来要求我。任何人都不是神，都有他自己的局限。我欢迎别人来帮我剔除和改正我的局限。但是对政府有意的偏激——歪曲真相，愚弄民众——却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托管者，是我们纳税人养的，它必须无条件接受我们的监督。若说普通民众有“偏激”（很多时候的“偏激”就是批评）的权利的话，那么政府应该便没偏激的权利。偏激不是政府的权益，而利用偏激（一面之辞）来愚弄民众，盘剥他们的利益，是应该受到民众强烈的“偏激”（批评）的。政府有犯错的时候，有犯偏激错误的时候，却不能把犯“偏激”的错误视为当然，而是说政府的“偏激”理应得到制度的制约与相关的监督，否则政府的“偏激”将危害甚巨。请读者诸君注意，我的基本结论是：在中国，更偏激的是政府，而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因为军队与税收以及高压，决定更偏激的是官方，而不是生活在恐惧的我们普通老百姓。事实上作为普通老百姓，你没有偏激的资本，因为你头胪不是可以再生的韭菜。
2007年9月14日7：49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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