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四九年后秦火举隅

四九年后以处理反动书刊为名，所处理的许多书籍，应该是研究出版及图书发行的好史料，惜乎未能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注意。我曾经搜得五十年代四川省查处的反动书刊目录数种，其中有不少提及或者歌颂国民党抗战的书籍，无一例外打成反动书籍而被销毁，这就为官方后来“论证”自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基调奠定了基础，以至于许多人无从辨别此种“砥柱说”的真伪，有兴趣者请看拙文《请看他们处理的所谓反动书籍》（可用百度和狗狗搜索阅读）。像这样为了一党之私利所做的阉割性手脚，搞信息与出版及发行垄断，从而为愚民不惜一切的举措当然相当多。因为目下还没有像样子的中国当代图书出版及发行史，尤其是许多整治处理的档案并未解档，收集资料不易，所以要想编出王煦华等编辑的《1927—1949年的禁书（刊）史料汇编》（全四册，北图社）这样的书——比较贵，咬牙买了一套，别说了解禁书史，就是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来讲也是一桩理性经济人的行为——恐怕尚无定期。编辑说这四册书保留了共产党反对禁书斗争留存下来的历史，这个说法很好很强大，现在这六十年来，我们靠谁来展示一下与共产党的禁书作斗争的史料呢？

笑蜀兄把六十多年前中共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谈民主自由的言论辑成《历史的先声》一书，却被查禁、桂晓琦先生将中央文件《减轻农民工作负担工作手册》被目为“反动书籍”而没收，这充分说明六十年来“反动”一词只是他们禁止异声、限制言论及出版自由的手段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确定的标尺。事实上，“反动”是一种充分主观的说辞，根本无法客观地实施。我认为言论及出版自由不应该受到“反动”一词的限制，那种动辄以“反动”来看待不同意见的做法，只是专制者的蛮横无理的说辞。但这种蛮横无理的说辞，以及经此而焚毁或者禁止的书籍不知凡几。1986年成都查处柏扬《丑陋的中国人》共15种，至于八九年后所开列所谓的两种人禁书名单共60名（据湖南新闻出版局的资料罗列，其中当然有刘晓波、王丹、方励之等人），就更能见出因人废言的厉害了。

现将成都市1950年至1955年销毁与禁止的反动书籍列一个简要的清单，以观四九年后秦火之一斑。所有材料都来自官方出版的《成都市志．图书出版志》（四川辞书出版社），这材料当然不全面，不过从中亦不难看出他们打了一次又一次大胜仗的得意心态。
1950年：川西新闻出版处查禁《总裁语录》、《汪精卫言论集》等反动书籍22种，共1007册；查处10余家公私印刷厂的非法出版物78万册；清理没收西玉龙街、玉带桥街、东城根街170家的反动书籍（可惜没有具体数目）。
1951年：川西新闻出版处检扣从台湾、香港寄来成都的图书116件，计有反动书籍数千册；经一年的查处，成都市没收书刊57389册，共中反动图书26044册、淫秽色情书刊23975册、反动及淫秽连环画6156册、非法翻印书籍1214册、春宫图片500余张。另有非版书籍的纸型7部另437张，木刻业自动将迷信及淫秽书板销毁共408部。
1952年：查处《陕北剪影》、《通过倮果区》等反动书刊2万余册。
1955年：图书查禁391种，收换642种；连环画查禁11种，收换920种

2008年7月23日8：18分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