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乐至死

愚乐至死
宋石男

《成都客》卷首语

或许，我们可以篡改那句名言：“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社会新闻的城市”。事实上，成都的社会新闻早已名满天下、浸透生活，并且富含娱乐精神。聊举数例，都是真实的故事：

有电视台记者去采访车祸现场，司机卡在驾驶室里，浑身是血。记者在镜头前跑过去，假惺惺地问：“师傅，你痛不痛喃？”

有户人家着火，记者赶到现场，火已经扑灭。女主人接受采访，说正煮着饭，忽然就起火了……记者突然打断女主人，抛出第一个问题：“那你们的饭煮糊没有喃？”

有两口子打架，记者采访被打的女人：“你男人为啥打你？” 女人：“他说我偷人”。记者：“那你偷没得嘛？”女人很囧。记者继续追问：“你说啊！你说你偷没得嘛！”
上面讲的都是成都的电视社会新闻，像不像在做娱乐节目？当然，成都的报纸也不落后。报纸社会新闻的娱乐化，主要体现在海量报道犯罪新闻，足以挑战《法制文学》；死亡新闻，比如车祸，大可以出一本《车祸惨状指南》；桃色纠纷，差不多能够击败《知音》；猎奇新闻，多数时候是在向《故事会》致敬。

成都媒体拥有强大的社会新闻娱乐化的传统，以致正宗的娱乐新闻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像在大树旁生长的小草。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才会出现《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成都粉子》这样的小说，它们本身就是社会新闻娱乐化的产物。

社会新闻娱乐化有积极的一面，可以“娱民”，还反映了成都人的消解力，能将一切的肃然、紧张，转化成悠哉游哉；但消极面更突出，难逃“愚民”之责。也有读者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某某早报我根本不看，豁人家哟，全是低俗的社会新闻！我只看某某商报的社会新闻”。可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说，我不看《还珠格格3》，太烂了，还是《还珠格格1》最经典！

不觉中，我们接受了社会新闻所兜售的娱乐紧身衣，于是笑嘻嘻地被禁锢，失去独立精神，感觉被冻结，判断力遭灭杀。我们的处境很像爱伦坡小说《大漩涡》中的水手，与一大堆莫名的东西在漩涡中浮沉，却不知道将要去往何方。

媒体本应该是我们的学校，现在却成了剧院。它本应该像雨水和阳光一样促成绿色的诞生，现在却让人的心脏变成冰箱。

我并非要断言社会新闻都一无是处，但是，请问，了解张大妈的狗强暴了隔壁李大姐的猫，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关注王小妹和她13个男人不得不说的故事，难道就能升华我们的情操？

在多数时候，社会新闻提供给我们的只是转瞬即逝的谈资，低俗的感官刺激，条件反射的笑或叹息。可我们需要手术刀式的深度调查，圣母样饱含悲悯的草根新闻，而不仅仅是《知音》、《故事会》、《法制文学》、起点中文网都市言情小说式的社会新闻。

然而，媒体也有委屈。他们要说，首先，社会新闻娱乐化是因为受众需要娱乐。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我们就生产光。麦克卢汉说：“工业世界大量的娱乐和公共生活，是工业人内心生活的无意识表达”。热爱社会新闻，也正是成都人内心生活的典型表现，就像川剧是你大爷的生活方式的典型表现；其次，在这个时代，做新闻莫不是戴着镣铐跳舞，新闻娱乐化、低俗化未必会遭封杀，而新闻政治化、舆论监督化，则常会踩中地雷，就像战后柬埔寨的耕牛。
那么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充满吊诡悖论的困境，一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描绘的。波兹曼抛出了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奥威尔的《1984》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是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奥威尔担心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窒息，自由丧失；而赫胥黎忧虑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垃圾，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后者则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奥威尔的预言或已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可能正在成为现实。等待我们的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在我看来，更惨淡的还在后面，那就是人们感到痛苦的只是他们不再感到痛苦，他们正在变成娱民、愚民时代的一群草履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