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中国的暴富者群体是怎样产生的？

中国的暴富者群体是怎样产生的？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点思考



作者：赵俊臣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现象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另据统计，2005年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８％，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贡献率高于其他产业，而是因为这些行业能获得巨额垄断经营利润。在失控的工资增长与减少过程中，大量的民营企业员工工资增速很慢，有的甚至于负增长，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工资却一枝独秀，稳居高位。由此，人们有理由认定，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但是，据我了解，老百姓虽然对国有垄断企业职工的过高工资，很是不满，但是大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有的千方百计想“钻”进国有垄断企业享受、瓜分点过高工资。更严重的问题，将引起社会愤怒的问题，动摇国家稳定的问题，是那些不断产生着的暴富者群体。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这些暴富者群体；中国社会有可能发生“革命”、“造反”的，将肯定针对的是这些暴富者群体和腐败群体。

所谓暴富，是指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入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元的现象。所谓暴富者群体，是指钻了政策和法律的空子，违背社会公德和法律，利用职权而在短时间内发大财的人群。这一人群是社会各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是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主要责任者。

其实，我国社会中的老百姓，对靠勤劳致富、靠能力致富、靠贡献致富，不但不眼红、不愤怒、不反对，而且持理解和支持态度。最近，有记者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老伴买汽车，网友们就表现出全力支持的态度，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袁院士买什么车都不过分，就是拥有六七驾飞机也正常！更有网友激动地表示，就算我们仇富，也不仇袁隆平！有论者认为仇富不仇袁隆平，这表明被中国部分精英所“妖魔化”的“仇富论”已经破产，国人仇的是具有不正当来源的财富持有者，而不是袁院士这样依靠智慧、双手、贡献和脚踏实地挣钱的“富人”。

我国的暴富者群体有多大？国家统计局系统没有统计过，反贪部门没有公布过，学者们的研究因资料不全而难以估计。不过，大家都认为数量不少，以至于要用人群来命名。

对于暴富者群体产生的原因，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四种概括：一是改革开放原因说；二是改革开放不彻底说；三是法律法规不健全说；四是反腐败不力说等。这四种概括，各有各的道理，目前尚无统一意见。如果认真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原因说并没有解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怎么就和暴富者群体的腐败有机联系了起来，更难以说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也有相对的暴富者群体、也有腐败的现象，特别是不能说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地区腐败现象反而很少，因而没有说服力。法律法规不健全说和反腐败不力说揭示了反腐败的体制与机制的问题，但是没有揭示出预防腐败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至于腐败越反越多、暴富者越禁止反而越多。

而改革开放不彻底说，似乎更能解释这一现象。研究暴富者群体问题，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地分析了，才能弄明白其中的改革开放不彻底的奥秘，也才能对症下药，也才对深化改革有借鉴意义。

如果撇开为数不少的靠依法经营、勤劳致富者外，我觉得，我们当中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过或听说过自己身边那些暴富者产生“事迹”。现在，让我们不厌其烦地回顾一下。



一、价格双轨制造就的暴富者群体



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指在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交换中，通行着政府定价和市场决定价格的两种价格体系。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中，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无论如何绕不过的一个过程。其原因，一是计划经济的势力相当的强大，坚持计划经济的官员们占据着、把持着国家的主要工作岗位，要让他们放弃计划定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二是因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放开集贸市场、对企业放权让利等改革的推行，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一些商品按照市场定价已是顺理成章，谁也挡不住。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政府定价的低价格，和市场定价的较高价格，相互存在。

实践中，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不是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而是客观存在着交叉，也就出现了有人把低价格的计划价格的商品，拿到市场上以高价格出售，赚取差价发财。

现以1987年云南省电铜为例。国家统一出厂价格为每吨5500元，云南省定出厂价格为每吨6600元，最高出厂限价加价额为每吨9920元，最高销售限价加价额为每吨10560元。这也就是说，某人有关系，从电铜工厂买出1吨电铜，转手卖出去就可以赚钱3960元（10560元—6600元），如果倒卖1万吨，就赚3960万元。

再以云南省名烟为例。1987年，国家决定放开13种（云南省占9种）名烟的计划价格，即大幅度提高市场销售价格，每箱出厂价约在45000元，而到市场至少翻一倍以上，即赚4500元；如果能批1万箱，那么也就赚4500万元了。当时的不是秘密的秘密是，这样的暴利不能一个人吃，而是有好几个人吃：某人从烟厂批出1万箱，他并不提货，而是在宾馆中就把批条倒卖好几次，每人吃一些，只有最后一个人才真正把烟提出，批发给零售商。那时，昆明市平常有上万人在做烟生意：有用当时云南省不能生产的过滤咀丝束来换烟的；有打着领导同志旗号来批烟的；有通过送礼来搞烟的；有内外联合倒烟的。总之，一部分人通过名烟的价格双轨制，而发了大财。

现在，我们看当时的这些紧俏商品的双轨制可能有点不理解，有的认为一下子放开不就得了。但是，当时就是一下子不能放开，其原因：一是如果一下子放开，就被称为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就不是渐进式改革，不但要遭到反改革派们的反对，就是改革派中的多数人也不会拥护；二是当时把计划定价称为“社会主义”，是必需坚持的底线，如果一下子放开，老革命家们不同意，左派们不同意；三是当时的掌权派不赞成，因为如果一下子放开，他们手里的权没有了，没有人找他们批条子了，一方面他们的权力失落感驱使他们不赞成，另一方面他们不紧紧抓住批条子的权，也就没有受贿的机会了。这就是价格改革要“闯关”的背景。



二、国企初期的不成功改制所造就的一批暴富者



1990年代以前，我国的国企改制经历了包括扩大自主经营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内部管理等。回顾这一改革过程，说明了我们对国企改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当然更是实践教育的过程。由于国企本身的理论问题（杜光先生已指出国企不是公有制），我们所能想到的改革方案，全试验过了，始终成效不明显，要么是经济效益不好（盈利不多，亏损不少），要么是社会效益不好（服务态度恶劣）。以至于人们惊呼：中国国企的改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但是，不改革，退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统包统配”的旧体制，问题更加糟糕。我们在此讨论问题是，每改革一次，都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都使一批人成为了暴发户。

先说扩大自主经营权。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是我国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承包责任制后，城市企业进行的第一个重要改革。企业拥有了自主生产与经营权，包括超额生产权、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由于政府机关不能、也不该监督，在社会产品极其匮乏的年代，就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厂长、销售人员和市场“倒爷”（二道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便暴富了起来。

次说承包经营责任制。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借鉴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经验，而实行的一项“真正”的改革。之前的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严格来说还不能称起为改革。由于政府机关与承包经营的国有企业在谈判时，无一不处于信息不明、情况不熟、被企业耍弄的状态，因而往往被“欺骗”，以至于出现了相对于未承包企业来说，承包基数过低、企业留利过高、企业小“金库”过肥等普遍现象。其中，企业小“金库”除了企业正常使用外，一部分不能不被企业负责人拿去，从而暴富了一部分人。

再说厂长负责制。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这本来是企业管理的最基本的道理，但是自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初，这一道理被所谓的集体负责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工人阶级管理等，弄得成了问题，以至于改革开放后还需要学者大力普及厂长负责制这个常识。而实践中，自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后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一直延续到厂长负责制，厂长、销售人员和市场“倒爷”（二道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的暴富，也延续了下来，直到社会商品供需趋于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些改革方案，是在企图绕过所有权这个最敏感性的问题，而进行的不成功尝试，也是改革必须付出的学费。试想，那时曾经把经济学界引进国际上产权理论的人，说成是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就证明了改革的艰巨吗？！



三、产权改制过程中造就的暴富者



由于扩大自主经营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没有涉及企业的产权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不能不以不理想而告终。有的人把这叫做失败也是可以的。这时，以明晰企业产权为标志的股份制改造，被决策层接受，成为我国公企（国企乃至集体企业）的主要改革方向与途径。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我国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所有政策执行中的一条经验教训。正如著名学者杜光先生深刻指出：“股份制改革因官商勾结，中饱私囊而畸形发展；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重点国有企业更成为权贵阶级的囊中之物。这两种类型的企业诞育了豪强资产阶级和权贵资产阶级，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

首先是设置内部股。我国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内部股，是按照企业内部职务高低而划分为若干等级，每一等级可以划入或认购多少不等的内部股份。例如，董事长、总经理10万股、中层管理干部5万股、一般员工1万股，如此等等。其中，许多国企向主管部门及其领导送内部股，是一个违背不得的潜规则。待内部股一上市股价飙升时抛出，一批富人也就冠冕堂皇的诞生了。

其次是管理层收购。所谓管理层收购，是指为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救活公企，由公企管理层把所在公企的一部分或全部股权收购的改革方案与行动。在管理层收购中，管理层一般都没有、也拿不出那么多现钱，怎么办？方法是管理层用公企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这样一操作，公企也就变成了管理层的企业。由次，管理层也就一夜之间便成为了暴富人群。这也就是有人说的“国有资产流失”。

在此的问题是，被管理层收购的那些公企，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改革方案，偏偏选中管理层收购的方案？事实上，被管理层收购的那些公企，已经试验过了几乎所有的改革方案，都不见成效，惟有管理层收购这一条路了。这也就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起来，当时的管理层收购，没有界定公企普通职工的股份，而是“减员增效”式的“一刀切”地把部分普通职工弄下岗了。不过这已是后话。



四、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



我国的暴富者群体，当首推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天价薪酬，已经引起国人的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是由企业所有者即老板决定的，在股份制企业中具体是由董事会乃至股东大会讨论决定的。按照这一理论，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薪酬，应由国家（政府）决定。我国现行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是在2002年由国资委制定的，年薪结构由“基薪+绩效年薪”两部分组成。基薪是年度基本收入，不与业绩考核结果挂钩，主要考虑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经营管理难度，兼顾地区、行业和本企业职工收入水平等因素。绩效年薪则属于奖励性质的收入，以基薪为基数，与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挂钩。当时确定的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是12倍。由于国企职工平均工资在10万元（电力行业一个抄表工就是10万元），负责人薪酬也是120万元了。

由于国资委的薪酬规定太笼统，又设有一个职能部门负责监督和考核，事实上形成了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的中国特色现象。根据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这些国企管理层无一不是经济人，至今没有出现一个刘国光命题中的“大公无私人”，无一例外地是自己给自己定天价薪酬。正如邓隶文先生所指出的：一是出资人或其代表未行使薪酬安排权，造成央企负责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二是对央企经营业绩的真假缺乏科学的确认与评价机制，特别是与经营者薪酬挂钩的“效益数”，在不少央企类似于考生自己给自己判分；三是对薪酬及职务消费未建立披露机制，少数央企存在按“职”分配现象。

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每一央企高管按平均数20人计，则有3100人；每一高管年薪100万计，则有31亿元之多。事实上，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以上，而大多数非国企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以中国神华为例，2007年实现净利润213．48亿元，16位高管年薪2404万元，平均每人150．25万元，超过百万元的高管年薪8位，而两位副总裁（郝贵和王金力）年薪均为304万元，是整个能源行业年薪最高的高管。另据3月17日中国神华发布2007年度报告显示：实现营收为821．07亿元，同比增长26．0%，净利润增幅19%。但在比去年同期增加的47.71亿元的营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增加了4．59亿元，同比增长35．75%。年报还显示，中国神华2007年其综合毛利率为48．18%，相较于2006年的50．54%下降了2．36%。这种利润下滑，而高管酬金增加，能算正常吗？！

央企管理层自定天价年薪，各省、市、区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企管理层上行下效，年薪也在50万元——80万元人民币之间。

另据报道，国内共有中小企业2000万家，按照中央“抓大放小”原则，其中3%是国企，也就是60万家左右，他们的年薪平均大约在20万元以上。

应该说明的是，上述计算的仅是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工资表上的薪酬，并没有计算他们的职务消费，更没有计算他们的灰色收入。据媒体揭露和学者研究，我国的国企贿赂别人和接受贿赂已非常普遍和相当严重。据北京青年报2008年7月12日发表署名若夷的文章，揭发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陈双全在职三年受贿1700万元，其经验是“受贿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因为国企比较安全”；而且“国企普遍爱好做假帐，并且精通这方面的业务——‘有办法做’，因而接受其贿赂户‘比较安全’”。



五、资本市场不完善造就的暴富者



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发较晚，很不成熟，从而成为暴富者群体的孕育、诞生的温床。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股市的“政策市”顽疾并未根除，有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而普通股民总是利益受损。由于受计划经济分配指标、不喜好信息公开的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建造和改造过程中沾染了大量原体制中的弊端，为有权有势的官员们及其亲朋好友暴富，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在此常用的有以下手法：

首先是市场不完善，暗箱操作太多。最典型的要数王益案。据《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2期报道，王益有两个违法乱纪行为：一是为其弟王磊谋私。原国家开发行副行长王益，于2007年3月批示国家开发行河南分行，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但25亿元资金只用了2亿元，其他23亿元去向不明，其中王益胞弟王磊从中收取4000万元“高额财务顾问费”，用于购买太平洋证券的原始股份。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太平洋证券登陆上交所，首日股票涨幅达到了424%，王磊的4000万元原始股份转眼间便飙升至16亿元。二是牵连到太平洋证券违规上市。太平洋证券原是一家三年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绩差公司，按规定根本没有上市资格，但是它却用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换股操作违了一次规，又用新代码——即不是借壳也不是新股发行再次违规，特别是它没有经过证监会发审委以及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就直接上市，显然与王益有关，并且发现王益在太平洋证券中有大量低廉筹码。王益案表明，国家证监会在监管我国证券市场中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漏洞，王益们暴富也才有了机会和平台！

再次是非市场化手段。例如较长时间采用上市的配额制，一些省市区为了争取配额，不得不采取送内部股大礼、行贿受贿等手段，贿赂有关部门的官员，甚至于上市评估专家、发审会专家组成员。这样一来，有关部门的官员和上市评审、发审专家组成员，开一次会、行使一次权力，就可以获得上万、上十万、上百万的收入，这不是暴富又是什么？！

三是股东同股不同价。例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设置，就造成了非流通股股东（一部分为自然人——官员、内部人）稳获利益，而流通股股东却要承担股市跌落的损失。再如最近的大小非解禁，就使拥有的股东能获得超额利润，以至于那些要解禁的大小非股东以及上市公司，并不管市场低迷而一个劲地要解禁。

四是内幕消息操作暴富。曾轰动一时的广发证券原总裁董正青，通过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案，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进行公开审理。据检察院审查起诉书显示，公安机关查明，2006年2月至5月，董正青利用其个人直接主导广发证券借壳上市的职务便利，多次将广发证券借壳延边公路（深圳交易所代码：000776）上市的消息透露给其弟董德伟，并指使董德伟买入并卖出延边公路股票，共计人民币1亿多元。2006年5月，董正青又将内幕信息透露给赵书亚，赵书亚即利用该内幕信息，通过其控制的股票资金账户，筹集资金200多万元，购买延边公路股票。经中国证监会认定，赵书亚在价格敏感期内买入延边公路股票49．81万股，买入金额247．8万元；卖出29．49万股，卖出金额182．49万元，账面盈利101．73万元人民币。

五是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即“大小非解禁”。就是把大股东和富豪低价买的股票和老百姓高价买的股票，拿到市场上按照同样的价格买卖。中国股票有三分之二是大股东和富豪用不到一元钱买的，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花15元以上的高价购得，条件就是大股东和富豪的股票禁止上市流通，只能在股票市场外面转让，所以称为“非流通股”。当初老百姓花高价买的是流通权，买的是国家对老百姓的承诺。但是，证券监管机构公然蛮不讲理、无法无天地违背承诺，宣布解除对低价非流通股的上市限制。这样一来，羊圈里忽然被放进了一群狼，超过流通股数量两倍的低价股如同决堤洪水般汹涌抛售，中国股民的金融资产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入极少数富豪的腰包。这样的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无疑像江洋大盗一样是对股民明火执仗地公开抢劫和掠夺。

上市公司老总的高薪。2008年7月11日，《福布斯》评选出2008年30位“中国上市公司最贵老板”，这些高管2007年从上市公司领取的薪酬均超过100万元，平均年龄为51岁。其中蝉联年薪最高老板桂冠的是中国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年薪6616万，2007年他的薪酬比上一年增394%。

更为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中国股市通过人为的制度安排，大把大把地为境外投资者送钱。据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整理的银行资产流失统计，仅2006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的资产至少一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4月16日报刊文摘转载《新世纪周刊》4月7日刊登郎咸平教授的文章说：“由于次级债风波，美国很多银行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中一家商业银行，叫做美国商业银行，他们也遭受巨大损失，但他们却公开宣称，承认在次级债风波方面投资错误，遭受巨大的损失，可是却从中国建行上市赚取了1300亿。1300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一个中国百姓都为它付出了100元钱。”另如中石油在美上市仅融资29亿美元，可上市以来海外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就向纽约等股民散掉600多亿元人民币。在国内，给股民分红的仅仅只有国外的十分之一。



六、基本建设投资招标投标过程中造就的暴富群体



较长时间以来，包括城市建设、交通、能源、环保等基本建设领域，一直是产生暴富群体的机遇、摇篮和平台。虽然我们在基本建设中较早就推行投资招标投标的改革措施，但是有不少人正是在合法的招标投标中，找到了为自己谋利的机会与平台，伴随着内定中标人、多次转包的把戏，也就出现了两个产物：一是“豆腐渣”工程屡屡出现；二是一些人迅速腐败，暴富者群体应运而生。

据报道，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被控涉嫌受贿2226．4万元，于7月16日在重庆第二中级法院出庭受审。其妻付尚芳因涉嫌洗钱被同时提起公诉。

据检察机关指控，晏大彬现年46岁，自2001年起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以来的七年间，曾先后63次向17个企业的20多人收取少则单次5000元、多则单次150万元的行贿款项。检方称，“如此长的受贿时间，如此大的受贿金额，在整个重庆都极为罕见，堪称三峡库区第一贪”。据检察机关公诉材料，晏大彬的落马纯属偶然。付尚芳以其弟名义在重庆南岸区高档住宅区融侨半岛风临州购买了房屋，但一直空置。今年1月14日，住在付家房子楼下的邻居忘带钥匙，找到物管保安希望能打开楼上空房，以便从该房窗口下到自己家中打开门。因付尚未入住该房，保安处有空置房屋的钥匙。当保安用钥匙打开房门，准备越窗翻墙时，发现厕所有八个矿泉水包装纸箱，其中一个已被打开，里面有大量人民币和购房合同。于是，保安向南岸区公安局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后清点发现共有现金939万元，并通过购房合同查到房屋业主，随即牵出付尚芳及其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的丈夫晏大彬，遂将此案交由重庆市纪委。重庆市纪委介入调查后，查出晏大彬夫妇在重庆购有七处楼盘，并在多个楼盘中发现大额现金，其中最大一笔为46．93万元。由于晏大彬夫妻正常月工资额均不超过900元，晏大彬很快被定涉嫌巨额贪污受贿。



七、官商勾结大发土地财而产生的暴富者群体



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也是社会中许多人瞄上的、可以钻空子而迅速发财的资源。按照我国宪法，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能够让一部分人暴富的，是城市国有土地和通过政府征用的农民集体土地。一般情况下运作过程是：政府规划部门先作出规划，标明要征用的地段、面积和被征用户名单；宣传部门来宣传、教育；房管部门准备好搬迁过度房；城管部门来实施搬迁；开发商跟进就开发了。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集体土地每亩地被征用的补偿大体上在3——5万元，政府可能作一些水、电、路的“三通一平”，转手就以30万元（小县城）、50——60万元（市、州级城市）、60——100万元（省级城市）的价格，转给开发商了；开发商开发成房地产，就赚了大钱。由于政府要卖的、能够卖的土地不多，地方政府又有政绩的硬约束，其中官商勾结的机会就来了。这从已经揭发的腐败案例中，有大量的证明。

问题还在于，在我国，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房屋下土地，原来是各有其主的，“文革”中被全部充公，“文革”结束后，部分房屋得以发还或给予了补偿；但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条款，房屋下面的土地从此变成为了国家财产，这就使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以重庆“最牛钉子户”为代表的抗拒不公平撤迁者，是在老百姓权利意识产生以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拍卖和城市开发拆迁，激发和培育了老百姓的产权意识，矛盾才逐渐暴露出来。政府成为这两项“文革”遗产的受益者和拍卖庄家，各种官商勾结的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八、贪官暴富



目前，我国的以权谋私贪官暴富者，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几千元、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万元，发展到“千万元”级了：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据传受贿7000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这说明，现有的常规反腐机制已然失灵，反腐利器有待体制创新，而不是小修小补。

当前，我国的腐败行为的一个特点，是直接从暗处走到前台，明着进行。媒体曾报道金华市安监局敛财，盖公章、办培训班、年审、处理事故等都成了他们发财的好机会。海南省文昌市锦山镇派出所所长黄萌就有几个公开的敛财之道：一是抓车乱罚款，对骑无证摩托车的农民一天罚款三四次；报废了10多年的矿石运输车在锦山镇有200多辆，一部车一年向黄萌交3000元的“保护费”。二是收“保护费”，锦山镇上的店铺、渔船也要缴纳数量不等的“保安费”，规模小一些的店铺每月交50元，规模大的每月要交100元至150元。三是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镇上有五六个赌场，每家赌场每天都要“上贡”黄萌500元至1000元。这么一个到处伸手的派出所所长是怎么倒台的？说来有点奇怪：是因为农民围攻派出所引起检察院的调查，才顺便查出了派出所所长这个“毒瘤”。也就是说，黄萌的恶行暴露是上级查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副产品”。

官员提升晋级也是产生暴富的机会。由于我国的选官制度改革滞后，仍然沿袭着数千年来的“伯乐相马”、“书记定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作为不可改变的“铁律”，于是一些要当官者就只有向伯乐们送礼行贿。过去，送礼行贿不过是几条好烟好酒，后来发展成送货币、银行卡；过去，送钱不过是几千元，后来发展到几万、几十万元。安徽省有个县委书记，他手下的各个官职按照“肥缺”不等形成了不同的价格，而且每年都要“轮岗”（借口是锻炼干部），每“轮岗”一次都要收礼。这种暴富，是所有以权谋私暴富中最直接、最快速的形式，以至于书记们乐此不疲、而不愿意改变了。

更为人民群众不能接受的是，情妇们依仗贪官暴富。从中纪委、反贪局、司法部最近反腐败斗争公布的材料中能够看到，贪官身边的“女人”个个都是贪婪高手。浙江某市交通局局长的情妇由于跟局长的关系，成功促成一单工程，该企业给了她55万元成功费，这是国内判的第一个女商人因为跟领导成为情人关系而获取了经济利益的案件。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女商人，40多岁，同时搞定了若干个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借助这些权力空手倒房地产，赚进好几亿。天津宋平顺的情妇徐敏也捞了两个多亿。成克杰的情人李萍就是这样的，反腐材料中说她帮别的企业找成克杰办事，办完了以后这些企业给她钱。托她们帮忙的这些企业里不乏国营企业。

令当今世界啼笑皆非的是，包括贪官在内的中国暴富者群体，有不少的的往国外逃，方法是先把子女弄出去读书，接着老婆也办出去，然后自己也就以探亲等名义出去了。在外逃中，美国、加拿大等是首选国，全然不顾我们的左派专家和主流媒体宣传的“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地狱”，心甘情愿地一个又一个地去享受“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地狱”生活。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加州警方称，中国反贪局和公安部已向美方列出了1000多个外逃贪官，要求协助缉查。在这1000多个外逃贪官中，100%是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然后逃亡美国，大部分住在洛杉矶和纽约。例如，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和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2003年逃亡美国时，涉案金额2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中银开平案”主犯许国俊、许超凡被控贪污、诈骗中国银行约4亿美元。这些逃美贪官的手法，大都是投资空壳公司、开设地下钱庄、以个人名义在美国住册公司、然后用中国资金在美国购买物产作抵押转移巨额脏款。另外，有的以进口公司购买设备为名将巨款转至海外，然后以“美方商业欺诈”的苦肉计报销损失。还有的人先将货物发到在美的家属手中，然后以“无法追讨海外资金”的方式瞒天过海。另据加州地产经纪称，近几年来，在华人聚居的美国圣盖博谷，来自中国的巨额购房款比过去增长了四成左右，并且购买的还都是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都是一次现款付清，以至于把当地的高档房价涨了一倍。

上述的案例都是人所共知的。从这些案例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改革开放不彻底、市场经济新体制不完善、残存的计划经济旧体制顽固地起作用，才造就了我国的暴富者群体，才引起了贫富不均。因此，解决我国的暴富者群体引起的贫富不均问题，就只有深化改革。与此同时，扩大社会监督，加强反腐败，也是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邓聿文：央企高管薪酬为什么失控，中人网2008年7月9日。

2．吴敬琏：现在股市出现问题 政府救市是应该的，搜狐财经2008年7月23日。

3．由珊珊：董正青案一审结束，择日宣判，《财经》2008-08-02 。

4．王维博等：王益背后的金融监管，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2期。

5．冯仑：贪官的情妇，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8-7-2。

6．赵光瑞：权力寻租：一养贪官，二积民怨，中国选举与治理2008-7-12。

7．杜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得失，天益网2008-07-21

8．邓海：“三峡库区第一贪”晏大彬案开庭，《财经网》2008-07-17。

9．美悬赏追击千余中国贪官，都市时报转自环球时报，2008年7月15日。

10．练洪洋：贪官已迈入“千万级”时代，原载廉政瞭望，中国改革论坛2008-7-31。

傅国涌：阳谋还是阴谋

阳谋还是阴谋
傅国涌

50年了，许多历史之谜仍然是谜。50年前，北大学生刊物《红楼》创刊号封面上那幅“山雨欲来”的木刻画，仿佛是个神秘的预言，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风云即将席卷北大。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张元勋的回忆录《北大一九五七》掀开的也只是历史神秘面纱的一角而已，还有无数历史细节不仅是我们迄今无法知道的，甚至是当事人都闻所未闻的。张元勋的回忆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个神秘的卧底“谭金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谭金水”其人。谭的首次出场是在1957年5月28日晚上，未名湖畔，一群不知山雨欲来的北大学生王国乡、张景中、杨路、崔德甫、龙英华、陈奉孝、谭天荣等举行了一个成立自发“组织”的“预备会议”。参与会议的人当中就有号称“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师”的谭金水，虽然当时学生已在私下相互提醒：“校内进驻便衣，当心身后有尾巴。”但没有人怀疑过与会者之一谭金水的身份。

组织社团的倡议来自刚刚因为大字报遭到左派围攻、殴打的陈奉孝，谭天荣按自己的癖好将社团取名“黑格尔——恩格斯学派”，陈奉孝等人虽有异议，认为“口气太大，恐被人讥为狂妄”。但因为谭在校园里的名气大，在他的坚持下，大家牵就了他。第二天，一张墨迹犹新的大字报《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宣言》就贴出来了。在当晚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张景中发言质疑“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称，认为这个学生社团诞生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旨在“鸣放”而非研究黑、恩哲学，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当场在掌声中通过。

接着，他们要筹备办一个自己的刊物，5月30日在陈奉孝的宿所开会，选举编委会、确定刊名，与会者与上次会议基本上接近，谭金水也在其中。选举结果张元勋为主编，沈泽宜、王国乡、崔德甫为副主编，张景中、杨路、陈奉孝、谭天荣、谭金水等13人为编委，陈奉孝负责组织和管理经费。也是这天晚上确定刊名为《广场》。北大校长马寅初曾答应资助他们500元作为办刊经费，未成。最后在学生的捐款支持下，《广场》创刊号送进了印刷厂。当时北大物理系的学生方励之就捐了10元，那时北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只有12.5元，10元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已不是一笔小钱。有个气象专业学生樊启祥甚至捐了400元的巨款。这一天已经是6月6日。铅印的《广场》终于没能问世，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广场反革命集团”的严厉指控。送到北京印刷一厂的16令天津白报纸、640张胶把纸，统统成了“犯罪”的物证。

到了6月22日（离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已有2个星期），《广场》一群在山雨袭来之后，还苦战四、五个昼夜，自己动手刻蜡纸、油印、装订了500多册《广场》（没有敢用《广场》的刊名，而是题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可惜一面世就被大批奉命而来的“抢购者”有组织、有目的地一抢而空，然后公开焚毁。《广场》可以说没有问世。

实际上，《广场》编委会从筹备以来，什么事几乎都做不成，专政机器如同长了千里眼、顺风耳一般，其嗅觉之灵敏，信息之准确，远远超过了这些富有才华与热情的大学生们的文学想象力。陈奉孝隐约察觉百花学社和《广场》编委会中可能有卧底，当年8月初，他约张元勋、李亚白到西山见面，认为“五一九”以来，每次活动几乎都是马上泄密，特别是《广场》付印本来做得比较秘密，竟然也被知道了。他的目标开始锁定在谭金水，并有意做了一次试探，此人果然露出了狐狸尾巴。恍然大悟的张元勋如此回忆：

“谭金水，这个从‘百花学社’的成立到《广场》编委会的创刊会议，凡大小会议、私人交往、两三人小聚、三四人共聚，他几乎都从无缺席，在在都有他挥掌策划于其间，其言最烈，其谋最险，俨然是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很快赢得了这一群浮躁、偏激、单纯、寡谋的‘右派’学生们的信任与信赖，视之为‘智叟’、‘谋略家’、‘卧龙先生’！但他从来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凡两‘派’交锋，他往往杂于听众中隐立作壁上观。行踪无常，甚至连住处也无人知焉。”

等到秋天之后，陈奉孝、顾文选、钱如平、刘奇弟、李亚白等相继被捕，大小“右派”都被监管，叫做“谭金水”的这个人也就无影无踪了。直到一年后，1958年6月，陈奉孝、张元勋等在法庭上最后一次见到“谭金水”，其他同案者都由于长期身陷囹圄，看上去面如死灰、形销骨立，只有这个位列“人犯”、据说同样关押的“谭金水”容光焕发，而且面有喜色。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京检（58）分反起字第454号起诉书，共列举了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张元勋等6人，其中这样介绍第二被告谭金水：

“男，二十四岁，湖北省湘潭县人[引者按：原件如此]，家庭出身小贩，捕前系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4斋102号。”

“谭金水于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然而，判决的结果下来，其他人都被判了重刑，陈奉孝是有期徒刑15年，张元勋是有期徒刑8年，名列起诉书第二的“谭金水”当即无罪释放，并从此销声匿迹，在人间蒸发。这些天真、单纯、满腔热情的“右派”学生们大约到这个时候才彻底明白，所谓“谭金水”不过是一个代号，一个专业卧底，从一开始，北大 “五一九”运动的每一步，从“百花学社”筹备到成立，从《广场》编委会产生到《广场》的整个运作，几乎都在官方的完全掌握之中，什么叫天罗地网？什么叫铜墙铁壁？什么叫铁桶江山？这就是。

难怪当年宣判之后，深知其中奥秘的审判长曾对张元勋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这些年青人，不知好歹，政治是不能开玩笑的！”

林昭没有参加“百花学社”，也没有卷入《广场》，仅仅与张元勋、沈泽宜交往较多，作为《广场》的精神支持者，她也成了批判对象，这一点我们从那些大批判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出来，如《林昭是〈广场〉的幕后谋士》、《翩然〈红楼〉座上客，竟是〈广场〉幕后人——如此林昭真面目》等。

毛泽东说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不知道，类似“谭金水”这样的安排属于阴谋还是阳谋？其实，阴谋和阳谋从本质上也没有多大的区分，其中都包含了专制权杖或点石成金或妙手空空或莫须有的技巧，在专制的铁幕下，阳谋和阴谋一样，没有人能躲得开。生为中国人，除了为那个时代提供血祭、青春祭，剩下的也不过是做奴隶、做谭金水这样的出路，归根到底，每个人的命运都好不到哪里去。在人间蒸发的谭金水们，和历尽患难、有机会写下回忆录的陈奉孝、张元勋、沈泽宜们，同样是不幸的。当然，我们这些未能身历50年前那场民族灾难的后来者，也同样难以逃脱不幸的命运。

2007年5月4日

五岳散人：菜市口上看杀头

菜市口上看杀头
五岳散人
早上上网看新闻，几个门户网站不约而同的都把贵州桐梓在昨天举行的公捕公判大会的图片作为了主要推荐的新闻图片。这倒是很好理解，上面的犯人穿着标志性的橘色马甲被警察押解着，不论从色彩还是构图来说，都挺有视觉冲击力，当作首图没啥奇怪的。

对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来说，看见这画面多少有些亲切，甚至说不定会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大概在二十多年前，经常有这种公捕公判的大会，那时候这种群众性活动叫做“严打”，教育群众的意义不是没有，但更多的可能是娱乐群众，大致的感觉正如北京当年的一句话，叫做“菜市口上看杀头”——菜市口原来是老北京的刑场。

但要说完全是时光倒流也不对，至少在这张图片里，犯人胸口的牌子与当年是不同的。当年是直接写“某某罪罪犯”，今日写的是“某某罪犯罪嫌疑人”。不过呢，进步也就是这么一点了，连拉这些“犯罪嫌疑人”去大会现场的卡车，都好像还是当年那个牌子的。

您看，网络这东西有个好处，就是能够即时看到网友对此的评价。打开留言板一看，固然有几个网友留言认为，这种公捕公判大会早就被淘汰了，这是对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一种不尊重、一种践踏，但这种言论很快就被大量的谩骂与“这些人那里有什么权利”之类的话淹没了。

这确实让我挺吃惊的。

按说能够有条件上网的人，多少还是收过一些教育的。而这么多年的普法教育，竟然在这些理应识文断字的人当中，依然有这么大比例的人没有发现这里面蕴含危险，是我始料不及的。这种危险就是，在一个社会里，如果这些人的权利被漠视、被作为一种示众的材料，那么没有人是完全安全的。今天不尊重的是他的权利，明天你怎么能保证就有人尊重你的权利？整个社会的思维底色就没有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嘛。

可转回头一想，我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是倒果为因了。不是这些人不懂这个道理，而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些道理。普法教育是做了多年，但普及的到底是什么？普及的是法律应该如何遵守，而没有普及法的精神。或者说我们这里普及的是法律条文，而不是法律思考的本身。

法律条文是可以迅速普及的，比如说大到“不可偷盗、不可抢劫、不可杀人”、小到“不可随地吐痰、不可横穿马路、要按时纳税”。问题是这些东西只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不用普及也是可以知道的。这些东西后面，是一种对于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他人权利之间关系的思考方式。没有这种思考方式作为基点，条文这种东西不过是一种强制力的表现，除了体现强制要求外，就没有其他的意义了。

而在这种公捕公判大会的直观教育下，能够体会到法的精神么？我想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情，只能破坏法的精神，威力固然是表现了一个十足十，至于是威慑了犯罪分子和准犯罪分子，还是威胁了大众对于权利的意识，倒还真是不好讲。

顺便说一句，这个县这次动作挺大的，一次这样的大会就公捕公判了124人。在欣喜之余，也不免有些疑问：这是个啥地方啊，怎么能有这么大规模的所谓“黑恶势力”？这事情又不象是养猪，非成熟不可宰杀。怎么能到了这种规模才进行收割呢？

都是骗银地：不应叫停“食品免检”，而应叫停质检局

不应叫停“食品免检”，而应叫停质检局

听说国务院最近停止了食品类行业的国家免检制度，这制度可笑，早就应该叫停，同样应该叫停的还有“消费者信得过产品”，很多其他行业评比结果，国家质检局，消费者协会等等一干垃圾机构。



几个月前痛骂红十字会的时候强调过，理解某政府机构的行为不能只看它的名字。挂红十字的不一定就是救死扶伤的，可能是给吸血鬼供货的；叫质检局的不一定是检查质量的，可能是为劣质产品卖包装的；叫消费者协会的肯定不是给消费者维权的，而是向厂家收保护费的。



想知道某政府机构是真正干嘛的，只要问几个问题：“这机构有什么权力？这权利如何折合成利益？这部门的领导开销和公务员福利要怎么保证？”



中国遍地黄金，大家都要弯腰捡，政府部门不能例外。税收够不够养活它们？这简直就是个无关的问题，工资再多也不能阻止我伸手去捡满地黄金啊。



所以质检总局和三鹿一样，都是出来卖的。后者卖奶粉，前者卖招牌，“国家免检产品”这块金字招牌就是质检局用手中权力生产的拳头产品。既然是“卖”，自然的规则便是价高者得，和质量如何扯不上半点关系。企业不傻，知道“自卖自夸”不太好使，所以需要这么一个独立机构为自己打广告，我不知道三鹿这些企业每年花在打点质检部门和消费者协会等等一干吸血鬼的支出是怎么走帐的，走“广告支出”么？



一家广告公司，如果客户上门，出价合理，你便应该尽全力做好广告，不应过问对方产品质量，那与你无关；同样的质检总局和消费者协会，卖“免检产品”和“信得过产品”标签儿的时候，只要人家开价合理，自然也不好多过问其中的质量。这其中的道理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简直心照不宣了。



问题只在于，政府是不能为企业打广告的，所以设立这一干“广告部门” 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其实说“不合理”是浅见，这些机构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分一杯羹”的。给质检部门卖“标签”的权力和给土地局卖土地的权力一样，不出问题才真叫小看了天下英雄。哦，其他衙门的老爷都可以吃完原告吃被告，吃的脑满肠肥，我质检部门就应该干得罪人的活？法院可以卖判决税务可以卖发票我质检局就不能卖标签儿？没有的事儿。李局长心里最近肯定结了块儿大石，憋屈的很。



中国的食品安全一直就是个笑话，时间太久了，大家简直都懒的笑了。放开了去查，大街小巷有一家饭馆的食物是“安全”的么？如果这次倒霉的不是最无辜的婴儿，谁会知道质检局是干嘛的？就像如果没有天灾，谁搭理过红十字会？至于每年的315晚会，那就是谴责企业上贡不利的公开游街，和消费者蛋关系都没有。



我一直觉得中国社会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社会之一，现象层出不穷，但背后永远都是赤裸裸的利益纠葛，毫无神秘感。这些年更是愈演愈烈，以前还有层遮羞布需要在表演的过程中经历些戏剧性才能撕掉，现在干脆赤裸上阵。以色列的经济学家鲁宾斯坦最近有一篇论文的名字叫“丛林均衡 ”，在这个世界里，交易并不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只要权力大的那方想交易，交易便会发生。里面证明了两个定理：



丛林第一基本定理：这均衡是有效率的。（公平不公平，好不好，不知道，但有效率）

丛林第二基本定理：每一个丛林竞争均衡的背后都有相似的价格分配机制 -- 有权力的同样也有钱。



中国便是这丛林，各方在肆无忌惮的搏杀。得不到养料没有资源的生物注定只能做匍匐于地的小草，最终化为尘土。而“爱国主义”和“保护民族工业”便是这丛林里的两株巨木，掠夺土地的养料并负责阻挡外来的阳光。

肉唐僧:口舌之灾

口舌之灾
肉唐僧
去年万科换新标，有几个玩《易经》的大神当即放言：这个新标由四个红色的V字组成，大不吉。你想想，V字，外国人看着是victory，中国人看着却是鸟嘴，红色的鸟，就是朱雀，主口舌之灾，万科可倒好，一下子搞了四只朱雀，四方朝向四处漏风，情何以堪？
　　
　　从地震到降价，一到关键时刻，万科总有贵人出手相救。地震那一次是范跑跑，这一次是麤奶粉。 范跑跑那次颇有喜剧色彩。而麤奶粉，却让人悲愤莫名。今天新华社的通稿，有“努力减少这起事故对全省奶业发展的影响”云云，别的省的奶就可以喝吗？奶制品里只是奶粉有问题吗？今天有个年轻的妈妈问我：“孩子吃根冰棍没事儿吧？”我听了真是难过死了。在中国，小孩子吃冰激凌，家长都要在心里盘算风险收益比。政府、法律、媒体、专家、产品……但凡是个大词儿，只要前面一贴上“中国”二字，立即就谈不上任何信用。信用的缺失必然导致交易成本奇高，这样的社会还能维持多久？
　　
　　万科这两次风波，还真就是口舌之灾。地震那次很好理解，当初王石要是不在博客里回应，啥事儿都不会有。现在回想一下，王石真冤啊！“十元论”、“两百万合适”，哪句说错了？ 据冯仑讲，王石近五年来总收入是1700万，捐了1200万，每年拿回家才100万。这可是全球建筑面积和市值第一的老板啊！他捐那么多钱，从不跟外面说。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以至于发生过这样一件“糗事”：答应捐凉山希望小学200万，回去一查发现自己只拿得出100万，只好跟手下借钱。
　　
　　我非常佩服王石就在于此，那么大的压力下，也没得巴得巴的解释说我其实捐了好多钱，给谁谁谁多少万，给谁谁谁又多少万。宁可道歉也不解释，非常强大，非常男人。我有个朋友，是忠实王粉。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这辈子能赶上在中国大陆投一次票直选总统。他说他会把他这一票投给王石。汶川地震之后他伤心地对我说：王石的政治生涯over了。我倒没这么悲观。雅典人为了防止亚西比德式的人物再次出现，每年以贝壳投票法选出一个城邦里最有影响力的人，放逐十年。王石也不过是被放逐罢了，区别只是被鼠标放逐而不是贝壳。但他的回归远不需要十年之久。因为网络舆论这东西，就象小姑娘发嗲，基于情绪而不是理性。它既不可预判又不可控制，变化非常快。万科此次降价，获得了网络舆论压倒性的支持。这个吊诡的场面，两个月前又有谁想得到呢？所以我完全不担心王石的回归，倒是比较担心我那个朋友这辈子能不能拿到他的选票。
　　
　　此次降价，万科又被推到风口浪尖。按说，万科不是第一家降价的，更不是降得最多的。以上海为例：今年4月就有开发商开始降价，一降就是20%。6月，李嘉诚的御翠豪庭每平米跌了11,000元，业内轰动，它的老业主却没啥动静。但万科一降价，麻烦就来了。有人说买李嘉诚4万多一平豪宅的人，不可能为了百八十万去售楼处打滚。又有人说别人降都是偷偷的降，万科本来就树大招风，还大张旗鼓八盘齐降，瞎咋呼，结果成了出头鸟。这些原因可能都成立，但在我看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起作用。所以，先说说房地产这个行业：
　　
　　首先来看房价，房价多少算偏高，多少算合适，不能只看房价，而应该看房价与收入的比值——普通人不吃不喝，要多长时间才能买一套房子。国际公认的正常值，是一套房子等于3~5年的家庭收入。而在我国的大中城市，2007年发改委给出的数据说是7.4，也就是说，一套房子的价格等于一户人家7.4年的总收入。这完全是扯淡，根本没人信。因为2006年的数据说是超过12了，到了2007年，居民收入根本没涨，楼价却涨疯了，房价收入比怎么可能反而降到7.4了呢？如果把我们国家比作一位59岁的中年妇女，统计局显然就是乳房，捏成什么形状都行，只看领导的喜好。2007年，上海普通职员平均月入3864元，一年4.6万。两口子都上班，一年也就九万多块钱。按国际通行标准的上线——5年计，上海的一套房子应该在五十万以下。超过这个数，就叫偏高。这里还要说明的是：7.4这个值相当具有欺骗性，因为它是整个上海行政区划的均值，闵行、川沙、嘉定这些农村都摊进来了。试想，月入7000多的普通上海三口之家，买得起浦东浦西的房子吗？
　　
　　这十几年来，房地产行业已经经过了好几次行业调整。每次热，都是银行给开发商贷款、给个人按揭贷款，房价跟坐火箭似的往上窜。搞得我们收入只是美国人的一个零头，买套一模一样的房子反而比美国还贵。过两年，银行钱袋子一扎，房价就跳水。
　　表面看房价的周期性波动是资金面决定的，但中国房地产的打摆子病，根子却是出在土地和税收这两个要素上。中国政府从八十年代开始大搞城乡土地两元化——城市土地归国家，农村土地归集体。法理上农民虽然有土地所有权，却没有处置权，非常操蛋。所谓的小产权房，就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卖给城里人。政府对这个是明令禁止的。政府靠着垄断土地，攫取了巨额的收入——以武警部队和黑社会为后盾，超低价向农民征地，转手以招拍挂的形式高价卖给开发商。其中的差价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如果政府真心要降房价，只需做一件事情：允许农民自由处置自己的土地，把土地所有权真正还给农民即可。当年打国民党，靠的就是承诺分田到户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攫取政权后却百般耍赖，先是搞集体化， “集体所有，人人没有”，等农民咂过味来，心齐了，又荒唐地规定：土地是你的，但你不能买卖，也不能变更土地的用途。这相当于规定“你老婆是你的，但你不能和她离婚，也不许和她同房”。
　　
　　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到地后，为了能卖个好价钱，经常采取的办法就是故意不饱合供地，连带着房子也成了稀缺品。市场好的时候，炒个楼花转手就赚几十万，地价和房价一起坐火箭。这个不饱合供地真是害死了开发商，去年甚至多次出现“面粉贵过面包”的事情。开发商当然不愿意花这么多钱买地。但在政府不饱合供地的条件下，它要么高价拿地，赌房价还能再升上去，要么就关门歇业没生意可做。每次去土地招标会上举牌子，还不都是脑袋别在裤腰上的勾当。
　　
　　等房子炒到天价，撑不住了，政府就把银行钱袋子一扎，开始新一轮的“行业调控”。高价拿地的开发商和高价买房的消费者双双被套。唯一的赢家就是高价卖掉土地的地方政府。前两天，周大福在广州珠江新城拿了块地，楼面地价2860元/米，比去年的价格跌了9000多。这就是调控的力度！这才是去除金融泡沫后基于人均收入的土地真实价值。但是你想想，去年一万多一平拿了地的那些开发商，他们不也和买了高价房的业主一样，被深套了吗？
　　
　　房地产的游戏规则一直就是这样。调整也好，不调整也好，政府作为唯一的地主，是这场游戏中唯一的赢家。通过周期性的地价炒高，一次又一次深套开发商和消费者，实现财富向特权阶级的大规模转移。每次调整，政府都会妖魔化其中一个受害者，挑动群众斗群众。上一次是不良开发商，这一次是万恶的炒房团，下一次大概会把中介拿出来开刀，反正哪头人多政府就和谁“站在一起”。这个把戏如此低劣和无耻，大家一眼就应该看出来才对，但民众的智力确实是个大问题。多年来的洗脑和愚民政策，成效显著啊！
　　
　　政府除了在土地上攫取巨大差价之外，还对房地产行业征收重税——开发商也收，个人买房也收。搞得现在地价+税收这两项，就要占到总房价的一半以上，有的甚至达到60%以上。这是中国的房价严重背离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根本原因。税收重，还产生一个大麻烦：交易成本一高，就会产生交易倾向的单边趋同——要么所有人都买房子，要么所有人都卖房子。房价总是长期锁定在畸高或畸低点上，不能回归中值。当年出台政策，要对二手房交易征收所得税、对不满五年的二手房额外开征5%的营业税，我就说过，这个政策非常操蛋，它会让房价要么大涨，要么大跌。交易越活跃，最终达成的价格就越合理。这是个常识。哪有通过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成交量去让房价理性回归的？经济学家不做爱的吗？难道连抽送次数越多越可能high的道理都不懂？
　　
　　商品价格波动是正常的，但是波动的幅度却与交易成本高度相关。可惜我们国家有资格 “南书房行走”的那些经济学家完全不懂这个，蠢得厉害。当然也可能不是蠢，而是坏，是为虎作伥。股价和房价振动波幅越大，财富转移就越是惨烈。股票急涨的时候，特权阶级利用内幕消息大把赚钱，急跌的时候在外面做空，萝卜两头切，波动越大越赚钱。特权社会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维持哑铃型的社会阶层分布——两头大，中间小。如果是纺锤型的社会阶层分布，壮大的中产阶层必然要求与经济势力相适应的政治权力。所以，用股市和房市不断放中产阶级的血，让他们始终处于弱势，这是特权阶级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虑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党干得相当不错，成效斐然。
　　
　　好象有点跑题了……正题是：为什么万科降价也要被归于口舌之灾？
　　
　　去年底，王石抛出拐点论。这是很得罪开发商的事情。9.27政策出台后，大家都知道中央开始调整了，只是不知道这个调整什么时候见效。开发商和基金经理是一样的，越是看空就越要唱多，要不然怎么出货？现在王石出来说拐了拐了，可倒好了，你降不降？一降，坐实了他的拐点论；不降，错过了出货的窗口期。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转过年，价格倒是挺住了，成交量却没有了，大家都在观望，就是不买房。和去年相比，成交量下跌了近四成。死挺吧，资金链撑不住；降价吧，去年拿的是高价地，一降就亏。怎么办？
　　
　　对于开发商来说，招数只有一个，肯定还是唱多做空——舆论上造势，莺歌燕舞形势喜人形势不等人一片大好；私下里偷偷放出各种促销手段努力出货。成交量一下来，其实大家都在降价促销，只是嘴上死也不提“降价”这两个字罢了。万科一明目张胆降价，这就很搅局。别看万科是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但全行业的份额去年也才2.7%，分到30个城市里，在哪个城市都是小弟弟，完全打不过地头蛇。地头蛇们不仅份额大，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万科比不了的。你公开承诺不行贿嘛！
　　
　　这么一来，人家肯定要针对你做动作。“万科向民生银行告贷30亿遭拒”啊， “松山湖讲话”啊，“万科可能向前期业主作出赔偿”啊，谣言一个接一个，网络平媒一起整，出手相当的阴毒。
　　
　　地震那一次，虽然网络上一边倒的骂王石，但危害并不大。这一次，虽然网上舆论一边倒支持万科，但万科其实非常危险。同行、地方政府、媒体、专家喉舌，这些大牌都在对手手上，自己的业主又不能得罪，展转腾挪的空间非常逼仄。谣言一个又一个，网上发的你找不着源头，平媒发的人家跟你整“据某网友说……”让你有苦说不出。舆论传播这东西，负面消息传播动力非常强劲，你要澄清一个谣言，要花上百成千倍的力气。见招拆招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被动应对，肯定是死路一条。
　　
　　我看，万科这个四只鸟嘴的标识一换，口舌之灾似乎难免。当下之局，如果想不出60分以上的办法，还真就不如索性装死不吭声。网络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坏消息一旦沾上你，真假不论，你就已经是个输家了。辩解和澄清，只会让自己输得更惨。
　　
　　外部性就是这样：政府操蛋，民众糊涂，媒体和专家只要一个字给到两块五的价，随时可以用屁眼说话。你万科再牛B，王石再牛B，也改变不了这个大势。保持间离感，当是应对这个糟糕至极的外部性的最佳策略。与邪恶势力沟通勾兑应付，很容易让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我相信，一个连小孩子吃根冰棍都要让大人提心吊胆的政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