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阳谋还是阴谋

阳谋还是阴谋
傅国涌

50年了，许多历史之谜仍然是谜。50年前，北大学生刊物《红楼》创刊号封面上那幅“山雨欲来”的木刻画，仿佛是个神秘的预言，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风云即将席卷北大。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张元勋的回忆录《北大一九五七》掀开的也只是历史神秘面纱的一角而已，还有无数历史细节不仅是我们迄今无法知道的，甚至是当事人都闻所未闻的。张元勋的回忆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个神秘的卧底“谭金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谭金水”其人。谭的首次出场是在1957年5月28日晚上，未名湖畔，一群不知山雨欲来的北大学生王国乡、张景中、杨路、崔德甫、龙英华、陈奉孝、谭天荣等举行了一个成立自发“组织”的“预备会议”。参与会议的人当中就有号称“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师”的谭金水，虽然当时学生已在私下相互提醒：“校内进驻便衣，当心身后有尾巴。”但没有人怀疑过与会者之一谭金水的身份。

组织社团的倡议来自刚刚因为大字报遭到左派围攻、殴打的陈奉孝，谭天荣按自己的癖好将社团取名“黑格尔——恩格斯学派”，陈奉孝等人虽有异议，认为“口气太大，恐被人讥为狂妄”。但因为谭在校园里的名气大，在他的坚持下，大家牵就了他。第二天，一张墨迹犹新的大字报《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宣言》就贴出来了。在当晚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张景中发言质疑“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称，认为这个学生社团诞生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旨在“鸣放”而非研究黑、恩哲学，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当场在掌声中通过。

接着，他们要筹备办一个自己的刊物，5月30日在陈奉孝的宿所开会，选举编委会、确定刊名，与会者与上次会议基本上接近，谭金水也在其中。选举结果张元勋为主编，沈泽宜、王国乡、崔德甫为副主编，张景中、杨路、陈奉孝、谭天荣、谭金水等13人为编委，陈奉孝负责组织和管理经费。也是这天晚上确定刊名为《广场》。北大校长马寅初曾答应资助他们500元作为办刊经费，未成。最后在学生的捐款支持下，《广场》创刊号送进了印刷厂。当时北大物理系的学生方励之就捐了10元，那时北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只有12.5元，10元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已不是一笔小钱。有个气象专业学生樊启祥甚至捐了400元的巨款。这一天已经是6月6日。铅印的《广场》终于没能问世，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广场反革命集团”的严厉指控。送到北京印刷一厂的16令天津白报纸、640张胶把纸，统统成了“犯罪”的物证。

到了6月22日（离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已有2个星期），《广场》一群在山雨袭来之后，还苦战四、五个昼夜，自己动手刻蜡纸、油印、装订了500多册《广场》（没有敢用《广场》的刊名，而是题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可惜一面世就被大批奉命而来的“抢购者”有组织、有目的地一抢而空，然后公开焚毁。《广场》可以说没有问世。

实际上，《广场》编委会从筹备以来，什么事几乎都做不成，专政机器如同长了千里眼、顺风耳一般，其嗅觉之灵敏，信息之准确，远远超过了这些富有才华与热情的大学生们的文学想象力。陈奉孝隐约察觉百花学社和《广场》编委会中可能有卧底，当年8月初，他约张元勋、李亚白到西山见面，认为“五一九”以来，每次活动几乎都是马上泄密，特别是《广场》付印本来做得比较秘密，竟然也被知道了。他的目标开始锁定在谭金水，并有意做了一次试探，此人果然露出了狐狸尾巴。恍然大悟的张元勋如此回忆：

“谭金水，这个从‘百花学社’的成立到《广场》编委会的创刊会议，凡大小会议、私人交往、两三人小聚、三四人共聚，他几乎都从无缺席，在在都有他挥掌策划于其间，其言最烈，其谋最险，俨然是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很快赢得了这一群浮躁、偏激、单纯、寡谋的‘右派’学生们的信任与信赖，视之为‘智叟’、‘谋略家’、‘卧龙先生’！但他从来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凡两‘派’交锋，他往往杂于听众中隐立作壁上观。行踪无常，甚至连住处也无人知焉。”

等到秋天之后，陈奉孝、顾文选、钱如平、刘奇弟、李亚白等相继被捕，大小“右派”都被监管，叫做“谭金水”的这个人也就无影无踪了。直到一年后，1958年6月，陈奉孝、张元勋等在法庭上最后一次见到“谭金水”，其他同案者都由于长期身陷囹圄，看上去面如死灰、形销骨立，只有这个位列“人犯”、据说同样关押的“谭金水”容光焕发，而且面有喜色。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京检（58）分反起字第454号起诉书，共列举了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张元勋等6人，其中这样介绍第二被告谭金水：

“男，二十四岁，湖北省湘潭县人[引者按：原件如此]，家庭出身小贩，捕前系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4斋102号。”

“谭金水于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然而，判决的结果下来，其他人都被判了重刑，陈奉孝是有期徒刑15年，张元勋是有期徒刑8年，名列起诉书第二的“谭金水”当即无罪释放，并从此销声匿迹，在人间蒸发。这些天真、单纯、满腔热情的“右派”学生们大约到这个时候才彻底明白，所谓“谭金水”不过是一个代号，一个专业卧底，从一开始，北大 “五一九”运动的每一步，从“百花学社”筹备到成立，从《广场》编委会产生到《广场》的整个运作，几乎都在官方的完全掌握之中，什么叫天罗地网？什么叫铜墙铁壁？什么叫铁桶江山？这就是。

难怪当年宣判之后，深知其中奥秘的审判长曾对张元勋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这些年青人，不知好歹，政治是不能开玩笑的！”

林昭没有参加“百花学社”，也没有卷入《广场》，仅仅与张元勋、沈泽宜交往较多，作为《广场》的精神支持者，她也成了批判对象，这一点我们从那些大批判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出来，如《林昭是〈广场〉的幕后谋士》、《翩然〈红楼〉座上客，竟是〈广场〉幕后人——如此林昭真面目》等。

毛泽东说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不知道，类似“谭金水”这样的安排属于阴谋还是阳谋？其实，阴谋和阳谋从本质上也没有多大的区分，其中都包含了专制权杖或点石成金或妙手空空或莫须有的技巧，在专制的铁幕下，阳谋和阴谋一样，没有人能躲得开。生为中国人，除了为那个时代提供血祭、青春祭，剩下的也不过是做奴隶、做谭金水这样的出路，归根到底，每个人的命运都好不到哪里去。在人间蒸发的谭金水们，和历尽患难、有机会写下回忆录的陈奉孝、张元勋、沈泽宜们，同样是不幸的。当然，我们这些未能身历50年前那场民族灾难的后来者，也同样难以逃脱不幸的命运。

2007年5月4日

五岳散人：菜市口上看杀头

菜市口上看杀头
五岳散人
早上上网看新闻，几个门户网站不约而同的都把贵州桐梓在昨天举行的公捕公判大会的图片作为了主要推荐的新闻图片。这倒是很好理解，上面的犯人穿着标志性的橘色马甲被警察押解着，不论从色彩还是构图来说，都挺有视觉冲击力，当作首图没啥奇怪的。

对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来说，看见这画面多少有些亲切，甚至说不定会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大概在二十多年前，经常有这种公捕公判的大会，那时候这种群众性活动叫做“严打”，教育群众的意义不是没有，但更多的可能是娱乐群众，大致的感觉正如北京当年的一句话，叫做“菜市口上看杀头”——菜市口原来是老北京的刑场。

但要说完全是时光倒流也不对，至少在这张图片里，犯人胸口的牌子与当年是不同的。当年是直接写“某某罪罪犯”，今日写的是“某某罪犯罪嫌疑人”。不过呢，进步也就是这么一点了，连拉这些“犯罪嫌疑人”去大会现场的卡车，都好像还是当年那个牌子的。

您看，网络这东西有个好处，就是能够即时看到网友对此的评价。打开留言板一看，固然有几个网友留言认为，这种公捕公判大会早就被淘汰了，这是对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一种不尊重、一种践踏，但这种言论很快就被大量的谩骂与“这些人那里有什么权利”之类的话淹没了。

这确实让我挺吃惊的。

按说能够有条件上网的人，多少还是收过一些教育的。而这么多年的普法教育，竟然在这些理应识文断字的人当中，依然有这么大比例的人没有发现这里面蕴含危险，是我始料不及的。这种危险就是，在一个社会里，如果这些人的权利被漠视、被作为一种示众的材料，那么没有人是完全安全的。今天不尊重的是他的权利，明天你怎么能保证就有人尊重你的权利？整个社会的思维底色就没有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嘛。

可转回头一想，我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是倒果为因了。不是这些人不懂这个道理，而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些道理。普法教育是做了多年，但普及的到底是什么？普及的是法律应该如何遵守，而没有普及法的精神。或者说我们这里普及的是法律条文，而不是法律思考的本身。

法律条文是可以迅速普及的，比如说大到“不可偷盗、不可抢劫、不可杀人”、小到“不可随地吐痰、不可横穿马路、要按时纳税”。问题是这些东西只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不用普及也是可以知道的。这些东西后面，是一种对于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他人权利之间关系的思考方式。没有这种思考方式作为基点，条文这种东西不过是一种强制力的表现，除了体现强制要求外，就没有其他的意义了。

而在这种公捕公判大会的直观教育下，能够体会到法的精神么？我想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情，只能破坏法的精神，威力固然是表现了一个十足十，至于是威慑了犯罪分子和准犯罪分子，还是威胁了大众对于权利的意识，倒还真是不好讲。

顺便说一句，这个县这次动作挺大的，一次这样的大会就公捕公判了124人。在欣喜之余，也不免有些疑问：这是个啥地方啊，怎么能有这么大规模的所谓“黑恶势力”？这事情又不象是养猪，非成熟不可宰杀。怎么能到了这种规模才进行收割呢？

都是骗银地：不应叫停“食品免检”，而应叫停质检局

不应叫停“食品免检”，而应叫停质检局

听说国务院最近停止了食品类行业的国家免检制度，这制度可笑，早就应该叫停，同样应该叫停的还有“消费者信得过产品”，很多其他行业评比结果，国家质检局，消费者协会等等一干垃圾机构。



几个月前痛骂红十字会的时候强调过，理解某政府机构的行为不能只看它的名字。挂红十字的不一定就是救死扶伤的，可能是给吸血鬼供货的；叫质检局的不一定是检查质量的，可能是为劣质产品卖包装的；叫消费者协会的肯定不是给消费者维权的，而是向厂家收保护费的。



想知道某政府机构是真正干嘛的，只要问几个问题：“这机构有什么权力？这权利如何折合成利益？这部门的领导开销和公务员福利要怎么保证？”



中国遍地黄金，大家都要弯腰捡，政府部门不能例外。税收够不够养活它们？这简直就是个无关的问题，工资再多也不能阻止我伸手去捡满地黄金啊。



所以质检总局和三鹿一样，都是出来卖的。后者卖奶粉，前者卖招牌，“国家免检产品”这块金字招牌就是质检局用手中权力生产的拳头产品。既然是“卖”，自然的规则便是价高者得，和质量如何扯不上半点关系。企业不傻，知道“自卖自夸”不太好使，所以需要这么一个独立机构为自己打广告，我不知道三鹿这些企业每年花在打点质检部门和消费者协会等等一干吸血鬼的支出是怎么走帐的，走“广告支出”么？



一家广告公司，如果客户上门，出价合理，你便应该尽全力做好广告，不应过问对方产品质量，那与你无关；同样的质检总局和消费者协会，卖“免检产品”和“信得过产品”标签儿的时候，只要人家开价合理，自然也不好多过问其中的质量。这其中的道理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简直心照不宣了。



问题只在于，政府是不能为企业打广告的，所以设立这一干“广告部门” 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其实说“不合理”是浅见，这些机构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分一杯羹”的。给质检部门卖“标签”的权力和给土地局卖土地的权力一样，不出问题才真叫小看了天下英雄。哦，其他衙门的老爷都可以吃完原告吃被告，吃的脑满肠肥，我质检部门就应该干得罪人的活？法院可以卖判决税务可以卖发票我质检局就不能卖标签儿？没有的事儿。李局长心里最近肯定结了块儿大石，憋屈的很。



中国的食品安全一直就是个笑话，时间太久了，大家简直都懒的笑了。放开了去查，大街小巷有一家饭馆的食物是“安全”的么？如果这次倒霉的不是最无辜的婴儿，谁会知道质检局是干嘛的？就像如果没有天灾，谁搭理过红十字会？至于每年的315晚会，那就是谴责企业上贡不利的公开游街，和消费者蛋关系都没有。



我一直觉得中国社会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社会之一，现象层出不穷，但背后永远都是赤裸裸的利益纠葛，毫无神秘感。这些年更是愈演愈烈，以前还有层遮羞布需要在表演的过程中经历些戏剧性才能撕掉，现在干脆赤裸上阵。以色列的经济学家鲁宾斯坦最近有一篇论文的名字叫“丛林均衡 ”，在这个世界里，交易并不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只要权力大的那方想交易，交易便会发生。里面证明了两个定理：



丛林第一基本定理：这均衡是有效率的。（公平不公平，好不好，不知道，但有效率）

丛林第二基本定理：每一个丛林竞争均衡的背后都有相似的价格分配机制 -- 有权力的同样也有钱。



中国便是这丛林，各方在肆无忌惮的搏杀。得不到养料没有资源的生物注定只能做匍匐于地的小草，最终化为尘土。而“爱国主义”和“保护民族工业”便是这丛林里的两株巨木，掠夺土地的养料并负责阻挡外来的阳光。

肉唐僧:口舌之灾

口舌之灾
肉唐僧
去年万科换新标，有几个玩《易经》的大神当即放言：这个新标由四个红色的V字组成，大不吉。你想想，V字，外国人看着是victory，中国人看着却是鸟嘴，红色的鸟，就是朱雀，主口舌之灾，万科可倒好，一下子搞了四只朱雀，四方朝向四处漏风，情何以堪？
　　
　　从地震到降价，一到关键时刻，万科总有贵人出手相救。地震那一次是范跑跑，这一次是麤奶粉。 范跑跑那次颇有喜剧色彩。而麤奶粉，却让人悲愤莫名。今天新华社的通稿，有“努力减少这起事故对全省奶业发展的影响”云云，别的省的奶就可以喝吗？奶制品里只是奶粉有问题吗？今天有个年轻的妈妈问我：“孩子吃根冰棍没事儿吧？”我听了真是难过死了。在中国，小孩子吃冰激凌，家长都要在心里盘算风险收益比。政府、法律、媒体、专家、产品……但凡是个大词儿，只要前面一贴上“中国”二字，立即就谈不上任何信用。信用的缺失必然导致交易成本奇高，这样的社会还能维持多久？
　　
　　万科这两次风波，还真就是口舌之灾。地震那次很好理解，当初王石要是不在博客里回应，啥事儿都不会有。现在回想一下，王石真冤啊！“十元论”、“两百万合适”，哪句说错了？ 据冯仑讲，王石近五年来总收入是1700万，捐了1200万，每年拿回家才100万。这可是全球建筑面积和市值第一的老板啊！他捐那么多钱，从不跟外面说。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以至于发生过这样一件“糗事”：答应捐凉山希望小学200万，回去一查发现自己只拿得出100万，只好跟手下借钱。
　　
　　我非常佩服王石就在于此，那么大的压力下，也没得巴得巴的解释说我其实捐了好多钱，给谁谁谁多少万，给谁谁谁又多少万。宁可道歉也不解释，非常强大，非常男人。我有个朋友，是忠实王粉。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这辈子能赶上在中国大陆投一次票直选总统。他说他会把他这一票投给王石。汶川地震之后他伤心地对我说：王石的政治生涯over了。我倒没这么悲观。雅典人为了防止亚西比德式的人物再次出现，每年以贝壳投票法选出一个城邦里最有影响力的人，放逐十年。王石也不过是被放逐罢了，区别只是被鼠标放逐而不是贝壳。但他的回归远不需要十年之久。因为网络舆论这东西，就象小姑娘发嗲，基于情绪而不是理性。它既不可预判又不可控制，变化非常快。万科此次降价，获得了网络舆论压倒性的支持。这个吊诡的场面，两个月前又有谁想得到呢？所以我完全不担心王石的回归，倒是比较担心我那个朋友这辈子能不能拿到他的选票。
　　
　　此次降价，万科又被推到风口浪尖。按说，万科不是第一家降价的，更不是降得最多的。以上海为例：今年4月就有开发商开始降价，一降就是20%。6月，李嘉诚的御翠豪庭每平米跌了11,000元，业内轰动，它的老业主却没啥动静。但万科一降价，麻烦就来了。有人说买李嘉诚4万多一平豪宅的人，不可能为了百八十万去售楼处打滚。又有人说别人降都是偷偷的降，万科本来就树大招风，还大张旗鼓八盘齐降，瞎咋呼，结果成了出头鸟。这些原因可能都成立，但在我看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起作用。所以，先说说房地产这个行业：
　　
　　首先来看房价，房价多少算偏高，多少算合适，不能只看房价，而应该看房价与收入的比值——普通人不吃不喝，要多长时间才能买一套房子。国际公认的正常值，是一套房子等于3~5年的家庭收入。而在我国的大中城市，2007年发改委给出的数据说是7.4，也就是说，一套房子的价格等于一户人家7.4年的总收入。这完全是扯淡，根本没人信。因为2006年的数据说是超过12了，到了2007年，居民收入根本没涨，楼价却涨疯了，房价收入比怎么可能反而降到7.4了呢？如果把我们国家比作一位59岁的中年妇女，统计局显然就是乳房，捏成什么形状都行，只看领导的喜好。2007年，上海普通职员平均月入3864元，一年4.6万。两口子都上班，一年也就九万多块钱。按国际通行标准的上线——5年计，上海的一套房子应该在五十万以下。超过这个数，就叫偏高。这里还要说明的是：7.4这个值相当具有欺骗性，因为它是整个上海行政区划的均值，闵行、川沙、嘉定这些农村都摊进来了。试想，月入7000多的普通上海三口之家，买得起浦东浦西的房子吗？
　　
　　这十几年来，房地产行业已经经过了好几次行业调整。每次热，都是银行给开发商贷款、给个人按揭贷款，房价跟坐火箭似的往上窜。搞得我们收入只是美国人的一个零头，买套一模一样的房子反而比美国还贵。过两年，银行钱袋子一扎，房价就跳水。
　　表面看房价的周期性波动是资金面决定的，但中国房地产的打摆子病，根子却是出在土地和税收这两个要素上。中国政府从八十年代开始大搞城乡土地两元化——城市土地归国家，农村土地归集体。法理上农民虽然有土地所有权，却没有处置权，非常操蛋。所谓的小产权房，就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卖给城里人。政府对这个是明令禁止的。政府靠着垄断土地，攫取了巨额的收入——以武警部队和黑社会为后盾，超低价向农民征地，转手以招拍挂的形式高价卖给开发商。其中的差价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如果政府真心要降房价，只需做一件事情：允许农民自由处置自己的土地，把土地所有权真正还给农民即可。当年打国民党，靠的就是承诺分田到户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攫取政权后却百般耍赖，先是搞集体化， “集体所有，人人没有”，等农民咂过味来，心齐了，又荒唐地规定：土地是你的，但你不能买卖，也不能变更土地的用途。这相当于规定“你老婆是你的，但你不能和她离婚，也不许和她同房”。
　　
　　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到地后，为了能卖个好价钱，经常采取的办法就是故意不饱合供地，连带着房子也成了稀缺品。市场好的时候，炒个楼花转手就赚几十万，地价和房价一起坐火箭。这个不饱合供地真是害死了开发商，去年甚至多次出现“面粉贵过面包”的事情。开发商当然不愿意花这么多钱买地。但在政府不饱合供地的条件下，它要么高价拿地，赌房价还能再升上去，要么就关门歇业没生意可做。每次去土地招标会上举牌子，还不都是脑袋别在裤腰上的勾当。
　　
　　等房子炒到天价，撑不住了，政府就把银行钱袋子一扎，开始新一轮的“行业调控”。高价拿地的开发商和高价买房的消费者双双被套。唯一的赢家就是高价卖掉土地的地方政府。前两天，周大福在广州珠江新城拿了块地，楼面地价2860元/米，比去年的价格跌了9000多。这就是调控的力度！这才是去除金融泡沫后基于人均收入的土地真实价值。但是你想想，去年一万多一平拿了地的那些开发商，他们不也和买了高价房的业主一样，被深套了吗？
　　
　　房地产的游戏规则一直就是这样。调整也好，不调整也好，政府作为唯一的地主，是这场游戏中唯一的赢家。通过周期性的地价炒高，一次又一次深套开发商和消费者，实现财富向特权阶级的大规模转移。每次调整，政府都会妖魔化其中一个受害者，挑动群众斗群众。上一次是不良开发商，这一次是万恶的炒房团，下一次大概会把中介拿出来开刀，反正哪头人多政府就和谁“站在一起”。这个把戏如此低劣和无耻，大家一眼就应该看出来才对，但民众的智力确实是个大问题。多年来的洗脑和愚民政策，成效显著啊！
　　
　　政府除了在土地上攫取巨大差价之外，还对房地产行业征收重税——开发商也收，个人买房也收。搞得现在地价+税收这两项，就要占到总房价的一半以上，有的甚至达到60%以上。这是中国的房价严重背离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根本原因。税收重，还产生一个大麻烦：交易成本一高，就会产生交易倾向的单边趋同——要么所有人都买房子，要么所有人都卖房子。房价总是长期锁定在畸高或畸低点上，不能回归中值。当年出台政策，要对二手房交易征收所得税、对不满五年的二手房额外开征5%的营业税，我就说过，这个政策非常操蛋，它会让房价要么大涨，要么大跌。交易越活跃，最终达成的价格就越合理。这是个常识。哪有通过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成交量去让房价理性回归的？经济学家不做爱的吗？难道连抽送次数越多越可能high的道理都不懂？
　　
　　商品价格波动是正常的，但是波动的幅度却与交易成本高度相关。可惜我们国家有资格 “南书房行走”的那些经济学家完全不懂这个，蠢得厉害。当然也可能不是蠢，而是坏，是为虎作伥。股价和房价振动波幅越大，财富转移就越是惨烈。股票急涨的时候，特权阶级利用内幕消息大把赚钱，急跌的时候在外面做空，萝卜两头切，波动越大越赚钱。特权社会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维持哑铃型的社会阶层分布——两头大，中间小。如果是纺锤型的社会阶层分布，壮大的中产阶层必然要求与经济势力相适应的政治权力。所以，用股市和房市不断放中产阶级的血，让他们始终处于弱势，这是特权阶级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虑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党干得相当不错，成效斐然。
　　
　　好象有点跑题了……正题是：为什么万科降价也要被归于口舌之灾？
　　
　　去年底，王石抛出拐点论。这是很得罪开发商的事情。9.27政策出台后，大家都知道中央开始调整了，只是不知道这个调整什么时候见效。开发商和基金经理是一样的，越是看空就越要唱多，要不然怎么出货？现在王石出来说拐了拐了，可倒好了，你降不降？一降，坐实了他的拐点论；不降，错过了出货的窗口期。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转过年，价格倒是挺住了，成交量却没有了，大家都在观望，就是不买房。和去年相比，成交量下跌了近四成。死挺吧，资金链撑不住；降价吧，去年拿的是高价地，一降就亏。怎么办？
　　
　　对于开发商来说，招数只有一个，肯定还是唱多做空——舆论上造势，莺歌燕舞形势喜人形势不等人一片大好；私下里偷偷放出各种促销手段努力出货。成交量一下来，其实大家都在降价促销，只是嘴上死也不提“降价”这两个字罢了。万科一明目张胆降价，这就很搅局。别看万科是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但全行业的份额去年也才2.7%，分到30个城市里，在哪个城市都是小弟弟，完全打不过地头蛇。地头蛇们不仅份额大，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万科比不了的。你公开承诺不行贿嘛！
　　
　　这么一来，人家肯定要针对你做动作。“万科向民生银行告贷30亿遭拒”啊， “松山湖讲话”啊，“万科可能向前期业主作出赔偿”啊，谣言一个接一个，网络平媒一起整，出手相当的阴毒。
　　
　　地震那一次，虽然网络上一边倒的骂王石，但危害并不大。这一次，虽然网上舆论一边倒支持万科，但万科其实非常危险。同行、地方政府、媒体、专家喉舌，这些大牌都在对手手上，自己的业主又不能得罪，展转腾挪的空间非常逼仄。谣言一个又一个，网上发的你找不着源头，平媒发的人家跟你整“据某网友说……”让你有苦说不出。舆论传播这东西，负面消息传播动力非常强劲，你要澄清一个谣言，要花上百成千倍的力气。见招拆招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被动应对，肯定是死路一条。
　　
　　我看，万科这个四只鸟嘴的标识一换，口舌之灾似乎难免。当下之局，如果想不出60分以上的办法，还真就不如索性装死不吭声。网络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坏消息一旦沾上你，真假不论，你就已经是个输家了。辩解和澄清，只会让自己输得更惨。
　　
　　外部性就是这样：政府操蛋，民众糊涂，媒体和专家只要一个字给到两块五的价，随时可以用屁眼说话。你万科再牛B，王石再牛B，也改变不了这个大势。保持间离感，当是应对这个糟糕至极的外部性的最佳策略。与邪恶势力沟通勾兑应付，很容易让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我相信，一个连小孩子吃根冰棍都要让大人提心吊胆的政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阿丁 :含着真理部的行货当然说不出人话

含着真理部的行货当然说不出人话
阿丁
我们这几代人，喝的是狼奶。没关系，狼奶就狼奶吧，花大把的时间吐一吐，虽然吐不了那么干净那么彻底，我们的脑袋里总算多少干净了些，总算还能凭借残余斑斑污渍的大脑琢磨清楚一些不那么干净的事。

可我们的孩子呢？2000后的孩子，喝的是鹿奶毒奶，在他们还不能像长辈们那样奋力呕吐的时候，就停止了思考。或者，拖着两片被灌满沙石的肾脏生长。

我已经找不到这个政权这个政党任何执政的合理性。这合理性本不该找，除了人类之外的动物种群，统治者的专制和极权从来就没什么合理性可言。这本该是常识，可偏偏成为整个民族的认知盲区，此地沉默的大多数都哄着它惯着它默许着它容忍着它，MLGB的这个国家理解强奸犯的人历来很多、很主动。

当地球人的大多数已经把统治者推进笼子锁上的时候，吾国的大多数还心甘情愿地蹲踞在笼子里，打着饱嗝，极享受地告诉笼外的同类：这么多人口的泱泱大国，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人权。

可你说的是猪权啊，兄弟。

你真的吃饱了吗？如果苏丹红孔雀石绿甲醛尿素三聚氰胺也算是食品的话。那么好，如果你硬说它们是，你说是就是吧，你吃了就吃了吧。可问题是你的孩子也在吃了，你真的对这些小生命无动于衷吗？也许你只想沉默地等着什么某一天自行垮掉，可也许，那个东西的垮掉就差你一句真话出口时的空气流动。也许你认为狼奶的味道还不坏，可也许，你的孩子甚至活不到“享受”狼奶灌溉的那天。

律师们已经直立着发出声音了，发声的还有牛博的朋友，以及几个不那么操蛋的时评家。这时候最不该缺席的媒体缺席了，包括我栖身的媒体在内，大多数的新闻纸上，每天附着着署名新华社的腐朽的铅字，抖不掉的“红字”。这将成为这一国新闻史上最不可容忍的耻辱 —— 这世上还有比婴儿，尤其是我们的婴儿更需要被保护的吗？连为他们说几句真话的勇气都JB没了，你还敢叫传媒，你还敢叫报人？你还敢把邵飘萍挂在嘴边？

别再往真理部身上推了，那是把一个屎盆子扣在另一个更大的屎盆子上——

一个负责发声的器官正在和一个负责噤声的器官媾和，你含住权力的阴茎，你当然只能发出“唔唔唔”的和声。是编辑们是记者们胆怯吗？我敢说有，少数。是那些衣冠楚楚的老总。多数总爷们认为，顶戴重，花翎重，重过那些小肾脏中的石头和泥沙。所以，他们习惯了自阉和阉割别人。所以别说什么卿本佳人，做媒体的，夹人的居多，负责夹住真理部老爷们的一切行货。那是一种，小人物们永远无法理解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