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个过份悲观的人，但也没有那种予求予取的乐观。因为生在这个不容乐观的国家，得让你在高兴时提防着点，因为你刚高兴政府有点进步，那一系列的丑恶便接踵而至，粉粹你稍微拥有的幻想。这次中国政府在救灾中的一系列表现，尤其全国哀悼三天，是这个已经比较僵化了的政权六十年来最好的危机公关措施。在危机公关中，他们利用威权政府的效率，温家宝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在僵持了72小时后让国外及台湾的救援队进入中国——虽然进入滞后，只是个象征大于实际用处的举措，但总比一直不让别人来要好得多——以及在地震初期因来不及第一时间管制中外传媒而稍微有信息放开的举措，都是他们不错的危机公关的举措。
但是这一切，在陆续的地震当中，政府处理危机与灾难时巨大惯性及一切坏毛病，又重新让公众怒不可遏。一个没有真正监督的政府，尾大不掉、积重难返，中央极权的坏毛病在救急时似乎显出一点刚性的效率，但在灾难相对平复后的重建，那些六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与这个政权相伴相生的坏毛病，就像洪水泛滥一样让已经觉醒起来的民众非常的沮丧、愤怒甚而有可能失控。千万不要迷信你现在手上有丰盛的税收和强大的军队，这两样东西不会一成不变，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变量。四九年以惨烈的内战得鼎之后，共产党最喜欢说且非常得意地是，他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人心向背。除了像笑蜀兄所编的《历史的先声》中的民主自由言论及他们的空头许诺的民主自由的未来，对大批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愚弄以外，人心向背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一定的作用。政权一旦得手，这一切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收回，甚至不惜自掴耳光地查封《历史的先声》这样当初他们承诺的言论。
六十年来，官方一直在透支老百姓对他们的信任，复以“伟光正”式的宣传让许多老百姓看不到他们为恶的实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尚能收拾一二人心。多难未必兴邦（“多难兴邦”在我看来逻辑不通，中国的不少成语中多有逻辑不通者，待以后有闲时说叨一二），但对共产党这样的威权政府在特殊时刻发挥其相对的效率是有好处的，同时开动宣传机器从中转移人们对灾难中的人祸因素的质询，变坏事为好事，将死难无数的灾难变成一个又一个去夺取的伟大胜利。这些“伟大”的“胜利”，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看他们“胜利”的口号背后，有多少悲惨的家庭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慰，你就知道他们的“胜利”是什么东西了。四川汶川大地震是官方赢得民心的一次绝好的机会，但他们似乎不太在意这一切，尤其这个官僚体制，已使许多官员变得冷血且毫无应对危机的能力。在此种情况下，官僚体制削减政府的公信力真是有很大杀伤力。下面我试说几点，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辜负仅存的民心的。
一：众多善款怎么监管，你相信他们不腐败吗？自己监管自己的把戏我们看得还少吗？截止28日，各级财政拨款是195亿，而公众捐款则达347亿。这些捐款和财政投入的两大使用者，一是民政部门，二是红十字会。民政部门作为政府部门，其怎么让民众相信他们会真正使用好救灾物资？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不信任已是公开的事实，他们没有像样的财务报表和公开账目，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审查。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并不独立，只是个准官方机构而已。在中国与官方有染的机构的可信度都要打折扣。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单是在订帐篷上，与一家公司之猫腻，在网上嚣嚣甚传，但至今没有谁来真正澄清此事，并得到人们的认可。
二：教育界腐败在地震后的突显。教育界的腐败和政府任何一个部门的腐败，都是大家心照不宣、路人皆知的事。任何垄断尤其是政治上的垄断，都是腐败的真正温床。在这样的背景下，垮塌7000多间校舍，死亡学生上万人，这是个令人痛心疾首的耻辱纪录。我们不是说成人就该因那些人祸因素而死亡，但我们更应该追究那些因人祸因素而丧生的未成年人。一个国家的官员对未成年人如此凉薄，由这些官员所组成的政府难道真正值得信任吗？都江堰聚源小学、绵竹富新二小等地小学的家长，希望公正查处那些垮塌学校的问题，但四川省教育厅在教育部的授意下，很快抛出那万恶“五点”，这是让民众真正愤怒的根源，如谓不信，咱们拭目以待。凡是家长，有谁不对这样的局面痛心疾首？如果你的孩子不是因为天灾（从南方周末对聚源镇的报道可见一斑，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人祸）而是因为人祸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你内心着何感想？如果你刚好是一位不幸的家长，当你想通过正规渠道、通过法律手段不能得到良好解决的时候，你会怎样自处？
三：提倡宣传主旋律，其实就是鼓励造谣。我曾经说过，什么是主旋律呢？主旋律就是主子的旋律。新闻不讲究真实与真相，而是有意去造假，报喜不报扰，不是根据事实来进行报道，而是根据官方的需要来进行信息过滤与处理。此种过滤，不只是违背新闻的基本道德，而且违背五月一号才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成都在搞“三突出一不许”（具体内容我不知晓，但有人揣测是突出党的领导，突出政府功绩，突出英雄人物，不许报道学校。我认为这个揣测虽不中亦不远矣），整个媒体正在逐步煽情，逐步自我吹捧，将政府抗震救灾这样份内应该做的事，往“伟光正”的固有套路一路狂奔，成为又一次自我表扬典范。救灾早期政府得到西方媒体的表扬，尽管让政府尝到些甜头，但他们似乎还是感觉到不如他们“伟光正”的宣传套路有效，于是回到老路，继续搞新闻管制和封锁信息的自我表扬。
四：到灾区的表演非常多。许多的官员到灾区去捞政治资本，是表演救灾秀，这只是劳民伤财添乱。还有很多官员和国有企业把到灾区当作一场灾难的旅游，这已经在许多志愿者所写的日志中看得非常明显。地方村官也利用自己权利，把持着物资分配，或者将好东西留着自己先用，深入灾区基层你便不难看到这些。与此同时，大批物资堆积，而民众手中物资却并不充裕。这样的表演只会逐步丧失民心。
温家宝在北川中学黑板上书写一个“多难兴邦”(真正应该收藏的是绵竹一些学生家长所写的那幅“孩子们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便引起许多马屁精要保留这个字迹的欲望。如温家宝每讲一句每写一个字都要保留的话，那么建议这些马屁精搞一个“温家宝废品收购站”吧。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我们的媒体和官员，对准的不是民众，却是更高的官员，像这样的思路不更改，你怎么能够尽量杜绝灾难中的人祸因素？温家宝这回的表现，也就基本及格，在这样的政权下，他算是尽了点力，也就仅此而已，犯不着如此奴才和卑贱到要保存一块黑板上的字迹。如果这样的话，将六十年来一代一代的领导人所讲的屁话、假话、空话、大话、套话都收集起来，加上奴才们的捧场，那一定洋洋大观，一定会矗立一座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奴才博物馆”。这回四川大地震，我想政府应该知道民心的力量，但遗憾的是，他们似乎又走上了辜负民心的老路，还在使用早该唾弃的宣传手段与拙劣的自我表扬。2008年5月30日8：49分病中于成都
2008年7月30日星期三
我们对警方逮捕黄琦的抗议
我们对警方逮捕黄琦的抗议 / 冉云飞
冉按：四川大震给民众所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天灾我们可以忍受，但人祸却不能忽略。救灾和灾后重建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不只是纳税人所养的政府理所当然应该做好此一工作，而且诸种民间机构与团体，也参与了大量的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工作，给灾区人民带去大量的关爱，弥补了政府救灾过程中之不足，为推进民间社会的良好健康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良性改进做出了相应的示范。
可是，自从地震救灾特别是灾后重建以来，中央政府特别是四川省地方政府对诸种有关灾后重建的事，控制诸种不利于他们的信息。尤其是对于学校垮塌事件的调查以及受害学生家长的维权，倍加打压。这种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灾后重建的事，引起了诸如像黄琦这样的维权人士的极大关注，并给予适当的援手，也算为已经比较紧张的官民冲突寻找一种平和解决的突破口。可是地方政府却利用手中的公权力，粗暴地对待像黄琦这样在灾后重建中做了许多实事的人。据有关方面的信息所知，像黄琦这样被逮捕的四川维权人士，还不只是他一人，至少还有绵阳的曾宏玲、广汉的刘绍坤尚在羁押未判之中。我们呼吁警方保持克制，拿出依法的诚意来办事，而不是彰显一直以来的傲慢，增加社会的紧张和官民冲突。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始于诸种利益的良好博弈与公正解决。有鉴于此，我们抗议警方对黄琦的逮捕，以及对曾宏玲、刘绍坤的羁押。下面是我们几位朋友对于黄琦先生被捕的抗议意见，欢迎朋友们转发、传播、关注。2008年7月20日6：41分于成都
我们对黄琦因参与救灾被成都警方逮捕的声明
王怡 冉云飞 廖亦武 李亚东
致成都市警方、政府、人大及广大市民：
2008年7月19日，我们在朋友聚会中，得知自6月10以来被成都警方刑事拘留的黄琦先生，已于今日下午，因“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正式逮捕。
我们与黄琦素不相识，但尊敬他创办“天网”、致力于公民维权的努力。我们知道他曾因此坐牢，并在狱中遭受不当待遇，出狱后留下脑部疼痛等多处后遗症。我们尊敬他在此情况下，仍然坚持从事“天网”的民间维权活动，尤其是为六四受难者家属唐妈妈争取政府补偿金的努力。
作为经历了512大地震的几位四川知识分子，我们尤其尊敬黄琦先生在地震后，参与民间震后救灾的工作。我们知道他在灾区为灾民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也与地震罹难者学生的家长有所联系。
但我们非常不理解，一个普通公民参与救灾、了解灾区真实情形，这和“国家机密”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曾以普通公民身份，参与过一些灾区救助的工作。我们和黄琦先生一样，也和成千上万在灾区的民间志愿者一样，因此了解到一些非官方的、甚至与媒体的报道不完全一致的信息。可是，难道一个公民从媒体以外了解到的信息，就属于“国家机密”吗？难道国家天然地拥有一切社会信息的所有权吗？难道一个公民有幸（或不幸）见到或听到了一些和政府口径不一致的信息，他就“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了吗？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和黄琦说过话的灾民，都非法持有着国家机密。换言之，一旦他们成了灾民，他们就同时成了“国家机密”或携带国家机密的病毒。成都和四川警方应该逮捕每一个和黄琦有过接触的灾民，而不是仅仅逮捕黄琦一人。或者至少把所有灾民都隔离起来，免得我们一和他们说话，就触碰了国家机密。
基于法治的常识，我们知道所谓国家机密，第一是不为一般公民所知，第二是国家事先采取了保密措施。换言之，凡是能在大街上看到的事，都不是机密。凡是在大街上看见裸体，一定不是看见的人有问题，而是被看见的人有问题。也就是说，一个非国家机关的普通公民，除非他以非法的方式刺探、偷窃被国家机关预先加以保护的信息；否则，他所知道的任何信息，都不可能触及“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这一罪名。
因此，我们对成都警方因黄琦先生参与震后救灾而逮捕他、构陷他，不得不表示强烈的质疑、反对和抗议。尽管我们看出，地方政府似乎不太喜欢民间的救灾志愿活动，但成都警方逮捕黄琦的事件，仍然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对市民社会的一种否定，对民间的一次粗暴和傲慢的挑衅，也是对这个刚刚遭受地震的省份的一次羞辱。
我们基于个人的经验和良心，不相信这是一次公正的逮捕。但我们希望成都警方能以尊敬法治、尊重公民权利，同时也是尊重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案件。我们主张并支持媒体、网络和民间可以自由地报道和评论这一案件，我们更加鼓励成都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市民和媒体，更多地站出来质疑和批评成都警方，以公民的正当方式，帮助政府尊重他自己制定的法律。
我们呼吁成都警方对黄琦先生，不要采取任何刑讯逼供等违反法治的野蛮做法，呼吁成都警方准许黄琦先生的委托人可以与他见面，呼吁成都警方不要以非法的方式，继续骚扰、威胁黄琦身边的天网义工。
我们不愿这一案件，成为奥运年中又一次引起国际关注的糟糕的人权记录。但遗憾的是，我们怀疑成都警方正致力于这样做。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不愿看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总是遭到其他国家人士的批评，所以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率先批评自己的政府。
希望成都警方和成都司法部门，也能在这个案子中有率先的回应。愿我们的批评、抗议和政府的回应，都能成为对成都、对中国的祝福。
2008-7-19
冉按：四川大震给民众所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天灾我们可以忍受，但人祸却不能忽略。救灾和灾后重建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不只是纳税人所养的政府理所当然应该做好此一工作，而且诸种民间机构与团体，也参与了大量的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工作，给灾区人民带去大量的关爱，弥补了政府救灾过程中之不足，为推进民间社会的良好健康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良性改进做出了相应的示范。
可是，自从地震救灾特别是灾后重建以来，中央政府特别是四川省地方政府对诸种有关灾后重建的事，控制诸种不利于他们的信息。尤其是对于学校垮塌事件的调查以及受害学生家长的维权，倍加打压。这种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灾后重建的事，引起了诸如像黄琦这样的维权人士的极大关注，并给予适当的援手，也算为已经比较紧张的官民冲突寻找一种平和解决的突破口。可是地方政府却利用手中的公权力，粗暴地对待像黄琦这样在灾后重建中做了许多实事的人。据有关方面的信息所知，像黄琦这样被逮捕的四川维权人士，还不只是他一人，至少还有绵阳的曾宏玲、广汉的刘绍坤尚在羁押未判之中。我们呼吁警方保持克制，拿出依法的诚意来办事，而不是彰显一直以来的傲慢，增加社会的紧张和官民冲突。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始于诸种利益的良好博弈与公正解决。有鉴于此，我们抗议警方对黄琦的逮捕，以及对曾宏玲、刘绍坤的羁押。下面是我们几位朋友对于黄琦先生被捕的抗议意见，欢迎朋友们转发、传播、关注。2008年7月20日6：41分于成都
我们对黄琦因参与救灾被成都警方逮捕的声明
王怡 冉云飞 廖亦武 李亚东
致成都市警方、政府、人大及广大市民：
2008年7月19日，我们在朋友聚会中，得知自6月10以来被成都警方刑事拘留的黄琦先生，已于今日下午，因“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正式逮捕。
我们与黄琦素不相识，但尊敬他创办“天网”、致力于公民维权的努力。我们知道他曾因此坐牢，并在狱中遭受不当待遇，出狱后留下脑部疼痛等多处后遗症。我们尊敬他在此情况下，仍然坚持从事“天网”的民间维权活动，尤其是为六四受难者家属唐妈妈争取政府补偿金的努力。
作为经历了512大地震的几位四川知识分子，我们尤其尊敬黄琦先生在地震后，参与民间震后救灾的工作。我们知道他在灾区为灾民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也与地震罹难者学生的家长有所联系。
但我们非常不理解，一个普通公民参与救灾、了解灾区真实情形，这和“国家机密”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曾以普通公民身份，参与过一些灾区救助的工作。我们和黄琦先生一样，也和成千上万在灾区的民间志愿者一样，因此了解到一些非官方的、甚至与媒体的报道不完全一致的信息。可是，难道一个公民从媒体以外了解到的信息，就属于“国家机密”吗？难道国家天然地拥有一切社会信息的所有权吗？难道一个公民有幸（或不幸）见到或听到了一些和政府口径不一致的信息，他就“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了吗？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和黄琦说过话的灾民，都非法持有着国家机密。换言之，一旦他们成了灾民，他们就同时成了“国家机密”或携带国家机密的病毒。成都和四川警方应该逮捕每一个和黄琦有过接触的灾民，而不是仅仅逮捕黄琦一人。或者至少把所有灾民都隔离起来，免得我们一和他们说话，就触碰了国家机密。
基于法治的常识，我们知道所谓国家机密，第一是不为一般公民所知，第二是国家事先采取了保密措施。换言之，凡是能在大街上看到的事，都不是机密。凡是在大街上看见裸体，一定不是看见的人有问题，而是被看见的人有问题。也就是说，一个非国家机关的普通公民，除非他以非法的方式刺探、偷窃被国家机关预先加以保护的信息；否则，他所知道的任何信息，都不可能触及“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这一罪名。
因此，我们对成都警方因黄琦先生参与震后救灾而逮捕他、构陷他，不得不表示强烈的质疑、反对和抗议。尽管我们看出，地方政府似乎不太喜欢民间的救灾志愿活动，但成都警方逮捕黄琦的事件，仍然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对市民社会的一种否定，对民间的一次粗暴和傲慢的挑衅，也是对这个刚刚遭受地震的省份的一次羞辱。
我们基于个人的经验和良心，不相信这是一次公正的逮捕。但我们希望成都警方能以尊敬法治、尊重公民权利，同时也是尊重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案件。我们主张并支持媒体、网络和民间可以自由地报道和评论这一案件，我们更加鼓励成都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市民和媒体，更多地站出来质疑和批评成都警方，以公民的正当方式，帮助政府尊重他自己制定的法律。
我们呼吁成都警方对黄琦先生，不要采取任何刑讯逼供等违反法治的野蛮做法，呼吁成都警方准许黄琦先生的委托人可以与他见面，呼吁成都警方不要以非法的方式，继续骚扰、威胁黄琦身边的天网义工。
我们不愿这一案件，成为奥运年中又一次引起国际关注的糟糕的人权记录。但遗憾的是，我们怀疑成都警方正致力于这样做。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不愿看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总是遭到其他国家人士的批评，所以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率先批评自己的政府。
希望成都警方和成都司法部门，也能在这个案子中有率先的回应。愿我们的批评、抗议和政府的回应，都能成为对成都、对中国的祝福。
2008-7-19
齐达内幸好不是中国人
齐达内幸好不是中国人
冉云飞
我一直看好意大利，像皮尔洛这样的中场，卡拉瓦罗和格罗索这样的后位，尤其令我心折。当意大利和法国决赛的时候，我还是看好意大利，当齐达内罚进那个典型的杓子点球后，我依旧不紧不慢地与朋友斗地主，相信意大利能赢得最后胜利，即便是发点球。当时我这样说，朋友们还说，好像这场球是你在指挥似的。我开玩笑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样看来，好像我一直不欣赏法国队似的，对法国充满成见。不，我欣赏法国许多东西，如他们的文学艺术、他们对待生活的方式等。一九九八年的法国队是我最欣赏的足球队，他们的速度是如风驰电擎传球是那样的行云流水，如皮雷、维尔托德的冲击力和速度，如德尚、德赛利的防守，都达到很高的境界。尤其是齐达内，真是彼时地球上最牛皮的家伙。
但岁月无敌，催人老去，时间所有人的大敌。这次齐达内虽然偶有好的表现但与九八年相比，还是下降得厉害。而且法国除了像里贝里这样的新发现以外，没有多少新的面孔，老面孔居多，当然整体实力下降。没办法，我这人就是一势利眼，谁踢得好，就喜欢谁。我是因球而喜欢人，而不是因人而喜欢球。对赢也爱你，输也爱你的球迷，我除了尊重你这样做的权利外，实无好感。同时我更不会把一场体育游戏，和爱国与否挂起钩来。体育就是体育，一场游戏（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而已。
对于齐达内冲撞马特拉齐而下场，很多人表示遗憾，今天看了齐达内接受法国电视台的采访，说了其中原由。他说马氏侮辱他家中女性亲人，如是者再当然没有忍的理由。但他对全世界的球迷尤其是正在看电视的孩子们道歉，因为我这样的示范对孩子们没有好处。但齐达内说，如果还发生这样的事，我依然会如此齐达内的球技在下降，但作为男人，的确令我敬佩。齐达内是个特立独行的男人他向球迷们道歉（不是向马特拉齐道歉），但当别人问他是不是还踢球时，他说我早就准备远离足球，任何人对我的劝阻都不起作用。好样的，齐达内，你是真男人！真男人就是“虽千万人，无往矣”。
但网络上和实际生活中不长脑子的人，还真不少。这真不少的人群中，恐怕最多的就是中国球迷。有的球迷说要是他能忍一忍，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多么大的荣誉啊。什么狗屁破理论和混帐逻辑啊！足球就是足球，把足球尽往那些玄无边际的大词上靠，是最对足球和体育精神的侮辱。昨天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也发帖说《如果齐达内能够忍一忍》，就把足球与国家、民族等不着边际的东西套上去当时我还不知道齐达内接受法国电视台抖骂人内幕的事。
就回复如下：“你娃尽晓得把什么都往民族，国家等大词上套，这无非一场体育游戏而已。像我们这倾举国拿纳税人之力，拿金牌和冠军当饭吃的搞法，只不过当政者把民族牌当伟哥罢了，因为在现有统治下，已经稀烂了，所以拿一场体育的胜利，来转移时事艰维的视线。一个国家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两块金牌和冠军，需要的是那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得自由幸福。齐达内需要忍什么？不要需忍，是人都有发着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如果齐达内是中国人的话，那么他这样“不冷静”的举动，无疑会遭到球迷的口诛笔伐。甚至会说他不仅不爱国，而且卖国，因为拱手把冠军让给了意大利。到最后，会成为不耻人类的狗屎堆，是可耻的汉奸。他的家人会从此抬不起头来，再有好事者钩稽他的家史，得出他的祖宗八代都是卖国贼的历史来，齐达内及其家人就别想活得清净了。因为中国一些球迷至死也不会知道，个人的情感和选择，比那些所谓的国家、民族之类的大玩意儿，重要得多的常识。
感谢上帝，幸好齐达内不是中国人！！！
冉云飞
我一直看好意大利，像皮尔洛这样的中场，卡拉瓦罗和格罗索这样的后位，尤其令我心折。当意大利和法国决赛的时候，我还是看好意大利，当齐达内罚进那个典型的杓子点球后，我依旧不紧不慢地与朋友斗地主，相信意大利能赢得最后胜利，即便是发点球。当时我这样说，朋友们还说，好像这场球是你在指挥似的。我开玩笑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样看来，好像我一直不欣赏法国队似的，对法国充满成见。不，我欣赏法国许多东西，如他们的文学艺术、他们对待生活的方式等。一九九八年的法国队是我最欣赏的足球队，他们的速度是如风驰电擎传球是那样的行云流水，如皮雷、维尔托德的冲击力和速度，如德尚、德赛利的防守，都达到很高的境界。尤其是齐达内，真是彼时地球上最牛皮的家伙。
但岁月无敌，催人老去，时间所有人的大敌。这次齐达内虽然偶有好的表现但与九八年相比，还是下降得厉害。而且法国除了像里贝里这样的新发现以外，没有多少新的面孔，老面孔居多，当然整体实力下降。没办法，我这人就是一势利眼，谁踢得好，就喜欢谁。我是因球而喜欢人，而不是因人而喜欢球。对赢也爱你，输也爱你的球迷，我除了尊重你这样做的权利外，实无好感。同时我更不会把一场体育游戏，和爱国与否挂起钩来。体育就是体育，一场游戏（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而已。
对于齐达内冲撞马特拉齐而下场，很多人表示遗憾，今天看了齐达内接受法国电视台的采访，说了其中原由。他说马氏侮辱他家中女性亲人，如是者再当然没有忍的理由。但他对全世界的球迷尤其是正在看电视的孩子们道歉，因为我这样的示范对孩子们没有好处。但齐达内说，如果还发生这样的事，我依然会如此齐达内的球技在下降，但作为男人，的确令我敬佩。齐达内是个特立独行的男人他向球迷们道歉（不是向马特拉齐道歉），但当别人问他是不是还踢球时，他说我早就准备远离足球，任何人对我的劝阻都不起作用。好样的，齐达内，你是真男人！真男人就是“虽千万人，无往矣”。
但网络上和实际生活中不长脑子的人，还真不少。这真不少的人群中，恐怕最多的就是中国球迷。有的球迷说要是他能忍一忍，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多么大的荣誉啊。什么狗屁破理论和混帐逻辑啊！足球就是足球，把足球尽往那些玄无边际的大词上靠，是最对足球和体育精神的侮辱。昨天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也发帖说《如果齐达内能够忍一忍》，就把足球与国家、民族等不着边际的东西套上去当时我还不知道齐达内接受法国电视台抖骂人内幕的事。
就回复如下：“你娃尽晓得把什么都往民族，国家等大词上套，这无非一场体育游戏而已。像我们这倾举国拿纳税人之力，拿金牌和冠军当饭吃的搞法，只不过当政者把民族牌当伟哥罢了，因为在现有统治下，已经稀烂了，所以拿一场体育的胜利，来转移时事艰维的视线。一个国家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两块金牌和冠军，需要的是那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得自由幸福。齐达内需要忍什么？不要需忍，是人都有发着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如果齐达内是中国人的话，那么他这样“不冷静”的举动，无疑会遭到球迷的口诛笔伐。甚至会说他不仅不爱国，而且卖国，因为拱手把冠军让给了意大利。到最后，会成为不耻人类的狗屎堆，是可耻的汉奸。他的家人会从此抬不起头来，再有好事者钩稽他的家史，得出他的祖宗八代都是卖国贼的历史来，齐达内及其家人就别想活得清净了。因为中国一些球迷至死也不会知道，个人的情感和选择，比那些所谓的国家、民族之类的大玩意儿，重要得多的常识。
感谢上帝，幸好齐达内不是中国人！！！
再论雷锋为何不可以学 / 冉云飞
再论雷锋为何不可以学 / 冉云飞
去年的今天，我写过一篇《雷锋就是愚民工具》，大家可以用百度或者狗狗搜索到。今天是毛泽东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35周年，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说雷锋这样的“道德标兵”不可以学，那是因为《雷锋就是愚民工具》发表后，跟帖者甚众，有支持有反对有谩骂。支持者的意见，没有必要重要，谩骂者的意见没有什么含金量，没有言说的必要。现将我认为主要的反对意见列于后，作些简略的回答，并且欢迎大家就雷锋这样的“道德枷锁”持续提出你们的看法。
1：养老制度不靠雷锋来做，而是政府理应为纳税人保证该做的事。有位读者说，希望你冉云飞不要老，老了没有人再管你。这位读者显然混淆了养老保险制度和实施的主体是谁，这与做好人好事无关。我老了，没人给我让座，也不是不学雷锋造成的，而是义工意识和帮扶意识太差的原因。让个座没有必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
2：专制独裁者历来喜欢通过制造“道德高标”来剥夺他人的利益。我们这个国家的道德沦丧是有目共睹的，而官方控制的主流媒体却还是在那里跟风制造“道德高标”，亦即“道德枷锁”，来推脱其制度建设的努力。有许多看似道德层面的问题，不是你号不号学习谁的问题，而是你的制度鼓励人作恶的问题。如诚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不诚信的榜样力量，以及没有诚信的制度（如银行信贷体系与实名制问题）。
3：利用“道德枷锁”把别人绑住，而自己却无恶不作。这是我的发明，我愿意再次引用庄子一句话“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利用“道德枷锁”来作为自己谋利的开路先锋。这也是一个所谓的雷锋，造就更多的贪小便宜的人，不惟道德无从提高，反而降低道德。同理，毛泽东等这样的官方教导，是因为他们从中猎取自己更大的不义之利益。
4：大家学雷锋，那么谁是雷锋，谁是你学雷锋后的受益主体？这就像李汝珍的《镜花缘》里的道德国，卖东西，不是比哪个卖得更贵，而是比哪个卖得更便宜，到最后比哪个卖了东西还给的钱多，最多只好没办法生存下去。为什么呢？没有谁像这样无限卖下去，即便他家有巨资。大家都学雷锋，其实就是号召大家搞比傻表演。人类如果一直搞比傻表演，而不是比哪个更聪明更有创造力，那么人类必不能生存发展到今天。
5：人之行善是为了切实做事，而非表演，把行善当作表演，这是一种丑陋的市恩。学雷锋常是一种官方需要的表演，并非你真正能够做到。学雷锋你不能做到，表演便必不可免。学生中学雷锋搞表演的事不少，大人中学雷锋就更多的表演。有的人行点善，要去宣传，捐了款，要让受捐者来“曝尸”，以便别人谢其恩，这样的表演全无必要。
6：行可行之善，做可行之事。可行之善，就是你的能力、时间所能够允许你做的。能力包括你的个人身上特长之比较优势，时间包括你的工作之余，不是影响你的工作与生活。在这样的情形，做自己能够做的事。而不是学那些你永远达不到的道德高标，这样的道德高标无异于道德枷锁。有的人通过给你套上这样的道德枷锁而从谋取了私利，而你并无知觉。即做义工而不学雷锋，才是我们的道德建设逻辑与事实起点。
7：道德建设，没有真正良好的法律依靠并以之作后盾，必然变成可笑的表演。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是个很没有道德的泛道德至上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专制政府到现在的党天下，都使得拥有权力的官员不受制约，他们是最不道德的一群，但他们却是号召你学习雷锋的人。官员群体最无道德，却无时无刻不让民众处于道德枷锁之中。当今中国还在做道德楷模表彰，其实与号召学雷锋的比傻表演有何区别？
2008年3月5日8：24分于成都
去年的今天，我写过一篇《雷锋就是愚民工具》，大家可以用百度或者狗狗搜索到。今天是毛泽东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35周年，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说雷锋这样的“道德标兵”不可以学，那是因为《雷锋就是愚民工具》发表后，跟帖者甚众，有支持有反对有谩骂。支持者的意见，没有必要重要，谩骂者的意见没有什么含金量，没有言说的必要。现将我认为主要的反对意见列于后，作些简略的回答，并且欢迎大家就雷锋这样的“道德枷锁”持续提出你们的看法。
1：养老制度不靠雷锋来做，而是政府理应为纳税人保证该做的事。有位读者说，希望你冉云飞不要老，老了没有人再管你。这位读者显然混淆了养老保险制度和实施的主体是谁，这与做好人好事无关。我老了，没人给我让座，也不是不学雷锋造成的，而是义工意识和帮扶意识太差的原因。让个座没有必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
2：专制独裁者历来喜欢通过制造“道德高标”来剥夺他人的利益。我们这个国家的道德沦丧是有目共睹的，而官方控制的主流媒体却还是在那里跟风制造“道德高标”，亦即“道德枷锁”，来推脱其制度建设的努力。有许多看似道德层面的问题，不是你号不号学习谁的问题，而是你的制度鼓励人作恶的问题。如诚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不诚信的榜样力量，以及没有诚信的制度（如银行信贷体系与实名制问题）。
3：利用“道德枷锁”把别人绑住，而自己却无恶不作。这是我的发明，我愿意再次引用庄子一句话“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利用“道德枷锁”来作为自己谋利的开路先锋。这也是一个所谓的雷锋，造就更多的贪小便宜的人，不惟道德无从提高，反而降低道德。同理，毛泽东等这样的官方教导，是因为他们从中猎取自己更大的不义之利益。
4：大家学雷锋，那么谁是雷锋，谁是你学雷锋后的受益主体？这就像李汝珍的《镜花缘》里的道德国，卖东西，不是比哪个卖得更贵，而是比哪个卖得更便宜，到最后比哪个卖了东西还给的钱多，最多只好没办法生存下去。为什么呢？没有谁像这样无限卖下去，即便他家有巨资。大家都学雷锋，其实就是号召大家搞比傻表演。人类如果一直搞比傻表演，而不是比哪个更聪明更有创造力，那么人类必不能生存发展到今天。
5：人之行善是为了切实做事，而非表演，把行善当作表演，这是一种丑陋的市恩。学雷锋常是一种官方需要的表演，并非你真正能够做到。学雷锋你不能做到，表演便必不可免。学生中学雷锋搞表演的事不少，大人中学雷锋就更多的表演。有的人行点善，要去宣传，捐了款，要让受捐者来“曝尸”，以便别人谢其恩，这样的表演全无必要。
6：行可行之善，做可行之事。可行之善，就是你的能力、时间所能够允许你做的。能力包括你的个人身上特长之比较优势，时间包括你的工作之余，不是影响你的工作与生活。在这样的情形，做自己能够做的事。而不是学那些你永远达不到的道德高标，这样的道德高标无异于道德枷锁。有的人通过给你套上这样的道德枷锁而从谋取了私利，而你并无知觉。即做义工而不学雷锋，才是我们的道德建设逻辑与事实起点。
7：道德建设，没有真正良好的法律依靠并以之作后盾，必然变成可笑的表演。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是个很没有道德的泛道德至上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专制政府到现在的党天下，都使得拥有权力的官员不受制约，他们是最不道德的一群，但他们却是号召你学习雷锋的人。官员群体最无道德，却无时无刻不让民众处于道德枷锁之中。当今中国还在做道德楷模表彰，其实与号召学雷锋的比傻表演有何区别？
2008年3月5日8：24分于成都
雷锋就是愚民工具
雷锋就是愚民工具
今天是几十年前毛泽东提倡学雷锋的日子，“向雷锋同志学习”发疯抽筋地喊了几十年，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个问题，“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发起者和号召者，他用不用得着学雷锋呢？如果用得着学雷锋的话，他会不会学呢？如果他不学，他凭什么号召我们呢，而许多人至今仍深信不疑呢？有些会说，学雷锋会解决道德问题，学雷锋真能解决道德么？世界上那些不学雷锋的国家，是怎么解决道德问题的呢？公民有没有不学的自由呢？
一：毛泽东用不用得着学雷锋呢？我的回答是，他是不用学的，他只是提倡而已，我所说的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事实描述。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流行一些民谣：大贪官作报告，中贪官听报告，小贪官带镣铐。还有一个我记不全了，好像也是一个号召学习的会，重要的人当然都坐在前面和主席台上，“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贪官作廉政报告的事，屡见不鲜，用党派的幌子贪图整个中国利益的人，就号召学雷锋。号召学孔繁森的人去阿里没有？那是当然不会去的。因为大家都像孔繁森一样，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去了艰苦的地方，那么他就不用去了。
二：为什么有不少瞎起哄，装着学雷锋很积极的样子呢？那是因为人民学会了一套装孙子的办法，学会了搞比傻表演。因为你如果胆敢与统治者如毛泽东这样的人比聪明，你就会聪明死得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互相比谁更聪明，主张光明正大的公平竞争，而是用“扮猪吃虎”的比傻表演来互相愚弄，这个民族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为什么许多人明知道雷锋是假造的神话，却喜欢跟着瞎起哄“向雷锋同志学习”呢？那是因为装傻，跟着最高当局一起糊弄人，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生存方式。
三：毛泽东他不学雷锋，他为什么还有号召我们的资格呢？简单地说，因为他先天“伟大、光荣、正确”；往深一点说，就是他拥有强横的军队和丰盛的税收，前者是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党派私人财产（因为军队本来应该国家化，而不是党派私产），后者也是我们为了找一个替自己办事的政府所贡献出的血汗钱。我们找的这个本来应该替我们办事的政府，不是民选的，而是通过党派私产的军队之强权获得的，所以他们与我们不是契约关系，而是命令关系；不是服务关系，当然就来强权似的号召。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霸权，是不经民选的独裁领袖，这便是毛泽东的资格。毛泽东时而号召我们学这，时而号召我们学那，并不是他比我们聪明，而是他有比我们更不按规矩出牌的杀人能力，这能力，当然就是号召我们学习的资本。你不学，你不接受号召，他当然也不会公开说，我要整死你，而是说，你这样就会“自绝于人民”。
四：毛泽东是不是雷锋式的人物呢？我们也来跟着他们的套路思考一下，雷锋是存在并且应该学的，那么号召我们学习雷锋同志的毛泽东是不是雷锋式的人物呢？从大的方面看，四九年以后的诸多灾难固然不能说全是他所为，但以他为主体的统治集团所创设的制度，从而播下的灾难，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与现实责任的。当然他是算不上雷锋式的人物的。从小的方面看，几十年来他的秘书以及有关人士帮着所写的《毛泽东选集》之类里的文章，是花纳税人的钱雇的秘书为其所写，却成了他个人的文章，最后当然是美美地拿一大笔稿费，而且至今还在拿，他的后人还从中享受毛泽东的“稿费”。
毛泽东这些书是怎么卖的呢？如果是个人消费也就罢了，那是那些买书人的自主行为。我虽然觉得买毛泽东的书是拿钱买瓜，但我还是尊重别人的个人选择。但问题的实质是，《毛泽东语录》，《毛泽东选集》，就像去年的《江泽民文选》一样，全是大规模的公家消费。大规模的公家消费意味着什么？大规模的公家消费，就是花纳税人的钱来买他们的书。换言之，这是变向抢劫纳税人的钱。这是用一种冒似合法的手段来贪污腐败，来聚敛钱财。所以《江泽民文选》发行不几天，就有网友写文章谓，江泽民发财了。其实这不是江泽民的发明，毛泽东、邓小平已开路在前，他只不过是跟着用这种手法来“学雷锋”罢了。
五：毛泽东与胡万林相比谁更有道理？如果有人说胡万林的硭硝，是医治百病的经典，有点常识的人都会说，这是打胡乱说。那如果有人说，学习雷锋是拯救中国道德的救命稻草，虽然你内心或许会有不甘，但你为什么不公开反对呢？而且还要跟着瞎起哄来学习呢？毛泽东的能量哪是胡万林能比的呢？我们敢在小人物身上用常识，我们却不敢在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的“大人物”身上动用我们的常识判断，却只会跟着在那里搞比傻表演装孙子。
六：学雷锋是在为谁的利益开路？庄子千多年前似乎早就预料到后世会发生大规模的“比傻表演”，他就当机立断地说：“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耶？”翻译成大白话便是说，你哪里知道曾参这样的孝子、史鱼这样的大史家，不是桀、纣这样的残暴君王利益的开路先锋呢？雷锋、孔繁森、焦裕禄在为谁的利益开路呢？导用庄子的解题模式，这道题还那么难以得到答案么？我可以再总结一下解题要点：圣人是强盗的响箭，是强盗的开路先锋。
七：大家都学雷锋会出现什么怪现象呢？李汝珍的《镜花缘》里的君子国里，做生意不是比谁更赚钱，而是比谁卖得更便宜，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的经济必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这必定是一个灾难的国家，这必定是通往奴役之路。大家都学雷锋，谁是学雷锋的利益受体呢？因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规定了你不能接受别人的服务与帮助，不然你就是利己。大家都利人，没有人利己，结果连利益的受方都不存在了。按照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而雷锋同志又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那么就会出现如下悖论：即人人都学雷锋，那么就缺乏利益受众。没有受益主体，雷锋有什么用呢？如果有一个利益受众，那么你就是承认了一个人不学雷锋，而你号召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就会因此而有例外，而成为一场表演。如果有受益主体，那么人人都想成为你学雷锋后的受益主体，那么学雷锋就会学成大批的假道德、伪道德，这也就是学生作文上为什么那么多好人好事的原因。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说：“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大家为别人做好事，每培养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同时培养出几十名拣便宜的人……从社会的经济效益来看，这种义务做好事也完全不值得推广。”几年前，沈阳曾有官兵在学雷锋的日子去表演学雷锋，免费为过路的人修鞋子，却遭到沈阳下岗的、以此为生的从业者的抗议，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这说明，这些来学雷锋的人，他们的生活没有问题，他们是来破坏市场秩序的。
如果人人都学雷锋的话，非得找一个受益主体，那么是谁在那里受益呢？是所谓的公有，所谓的国家。所谓的国家财产、公有财产就是这样累积起来的。这些看似无主的所谓国家及公有财产，谁有权谁就拥有鲸吞的权利，这便是号召学习雷锋者内心的想法吧。
八：为什么民主国家既不动用手中的权力，一会儿抽疯号召老百姓学这，一会儿发癫号召老百姓学那，但他们的道德水准不会比我们低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建议诸位学一学重视利益，并且说自私是一切道德之源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你就会明白这点。西方国家的道德都是有良好的法律及相应的法治来保证的，人人在作道德圣人的上线与不越过犯法底线的广阔地带生活，即他们不作圣人，也不作犯人，这就是公民的权利（“六亿神州尽舜尧”既不可能，也是个假命题，即大家都是舜尧，谁是真正的舜尧呢，看来毛泽东不懂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有不接受号召的自由，并且有起诉“全知全能”的号召者，侵犯他们私人选择的权利，这是对公民选择权的粗暴干涉。西方从不会让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们只说只要按规矩出牌，按法律办事，按宪法办事，你在利己的同时就在利他。与此同时，你在不耽误你的精力与时间，不影响你的工作，不影响你的生活的同时，如果你能多做些义工，当然是更好的。当然你不去做，也没有人公开指责你，有权力者更不可能动用公家的权力来要求你去做，自然也不敢号召你。但当大家都乐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义工的时候，恐怕你也会受到感染而乐意去做好事了。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制度环境及文化氛围形成了西方不学雷锋，而胜似学雷锋的美好景象。
九：我们需要道德，但不是学雷锋。随着市场经济的变革，我们的道德之变化，必须随之而有相应的变化，不变化便只会让大家装假比傻。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学校教育还在教育学雷锋，这简直是不良教育对我们子女的摧残。我们有权利，有理由拒绝这样的比傻教育。 2007年3月5日于学雷锋之愚民号召44周年受难日9：08于成都
今天是几十年前毛泽东提倡学雷锋的日子，“向雷锋同志学习”发疯抽筋地喊了几十年，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个问题，“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发起者和号召者，他用不用得着学雷锋呢？如果用得着学雷锋的话，他会不会学呢？如果他不学，他凭什么号召我们呢，而许多人至今仍深信不疑呢？有些会说，学雷锋会解决道德问题，学雷锋真能解决道德么？世界上那些不学雷锋的国家，是怎么解决道德问题的呢？公民有没有不学的自由呢？
一：毛泽东用不用得着学雷锋呢？我的回答是，他是不用学的，他只是提倡而已，我所说的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事实描述。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流行一些民谣：大贪官作报告，中贪官听报告，小贪官带镣铐。还有一个我记不全了，好像也是一个号召学习的会，重要的人当然都坐在前面和主席台上，“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贪官作廉政报告的事，屡见不鲜，用党派的幌子贪图整个中国利益的人，就号召学雷锋。号召学孔繁森的人去阿里没有？那是当然不会去的。因为大家都像孔繁森一样，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去了艰苦的地方，那么他就不用去了。
二：为什么有不少瞎起哄，装着学雷锋很积极的样子呢？那是因为人民学会了一套装孙子的办法，学会了搞比傻表演。因为你如果胆敢与统治者如毛泽东这样的人比聪明，你就会聪明死得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互相比谁更聪明，主张光明正大的公平竞争，而是用“扮猪吃虎”的比傻表演来互相愚弄，这个民族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为什么许多人明知道雷锋是假造的神话，却喜欢跟着瞎起哄“向雷锋同志学习”呢？那是因为装傻，跟着最高当局一起糊弄人，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生存方式。
三：毛泽东他不学雷锋，他为什么还有号召我们的资格呢？简单地说，因为他先天“伟大、光荣、正确”；往深一点说，就是他拥有强横的军队和丰盛的税收，前者是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党派私人财产（因为军队本来应该国家化，而不是党派私产），后者也是我们为了找一个替自己办事的政府所贡献出的血汗钱。我们找的这个本来应该替我们办事的政府，不是民选的，而是通过党派私产的军队之强权获得的，所以他们与我们不是契约关系，而是命令关系；不是服务关系，当然就来强权似的号召。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霸权，是不经民选的独裁领袖，这便是毛泽东的资格。毛泽东时而号召我们学这，时而号召我们学那，并不是他比我们聪明，而是他有比我们更不按规矩出牌的杀人能力，这能力，当然就是号召我们学习的资本。你不学，你不接受号召，他当然也不会公开说，我要整死你，而是说，你这样就会“自绝于人民”。
四：毛泽东是不是雷锋式的人物呢？我们也来跟着他们的套路思考一下，雷锋是存在并且应该学的，那么号召我们学习雷锋同志的毛泽东是不是雷锋式的人物呢？从大的方面看，四九年以后的诸多灾难固然不能说全是他所为，但以他为主体的统治集团所创设的制度，从而播下的灾难，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与现实责任的。当然他是算不上雷锋式的人物的。从小的方面看，几十年来他的秘书以及有关人士帮着所写的《毛泽东选集》之类里的文章，是花纳税人的钱雇的秘书为其所写，却成了他个人的文章，最后当然是美美地拿一大笔稿费，而且至今还在拿，他的后人还从中享受毛泽东的“稿费”。
毛泽东这些书是怎么卖的呢？如果是个人消费也就罢了，那是那些买书人的自主行为。我虽然觉得买毛泽东的书是拿钱买瓜，但我还是尊重别人的个人选择。但问题的实质是，《毛泽东语录》，《毛泽东选集》，就像去年的《江泽民文选》一样，全是大规模的公家消费。大规模的公家消费意味着什么？大规模的公家消费，就是花纳税人的钱来买他们的书。换言之，这是变向抢劫纳税人的钱。这是用一种冒似合法的手段来贪污腐败，来聚敛钱财。所以《江泽民文选》发行不几天，就有网友写文章谓，江泽民发财了。其实这不是江泽民的发明，毛泽东、邓小平已开路在前，他只不过是跟着用这种手法来“学雷锋”罢了。
五：毛泽东与胡万林相比谁更有道理？如果有人说胡万林的硭硝，是医治百病的经典，有点常识的人都会说，这是打胡乱说。那如果有人说，学习雷锋是拯救中国道德的救命稻草，虽然你内心或许会有不甘，但你为什么不公开反对呢？而且还要跟着瞎起哄来学习呢？毛泽东的能量哪是胡万林能比的呢？我们敢在小人物身上用常识，我们却不敢在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的“大人物”身上动用我们的常识判断，却只会跟着在那里搞比傻表演装孙子。
六：学雷锋是在为谁的利益开路？庄子千多年前似乎早就预料到后世会发生大规模的“比傻表演”，他就当机立断地说：“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耶？”翻译成大白话便是说，你哪里知道曾参这样的孝子、史鱼这样的大史家，不是桀、纣这样的残暴君王利益的开路先锋呢？雷锋、孔繁森、焦裕禄在为谁的利益开路呢？导用庄子的解题模式，这道题还那么难以得到答案么？我可以再总结一下解题要点：圣人是强盗的响箭，是强盗的开路先锋。
七：大家都学雷锋会出现什么怪现象呢？李汝珍的《镜花缘》里的君子国里，做生意不是比谁更赚钱，而是比谁卖得更便宜，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的经济必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这必定是一个灾难的国家，这必定是通往奴役之路。大家都学雷锋，谁是学雷锋的利益受体呢？因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规定了你不能接受别人的服务与帮助，不然你就是利己。大家都利人，没有人利己，结果连利益的受方都不存在了。按照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而雷锋同志又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那么就会出现如下悖论：即人人都学雷锋，那么就缺乏利益受众。没有受益主体，雷锋有什么用呢？如果有一个利益受众，那么你就是承认了一个人不学雷锋，而你号召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就会因此而有例外，而成为一场表演。如果有受益主体，那么人人都想成为你学雷锋后的受益主体，那么学雷锋就会学成大批的假道德、伪道德，这也就是学生作文上为什么那么多好人好事的原因。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说：“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大家为别人做好事，每培养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同时培养出几十名拣便宜的人……从社会的经济效益来看，这种义务做好事也完全不值得推广。”几年前，沈阳曾有官兵在学雷锋的日子去表演学雷锋，免费为过路的人修鞋子，却遭到沈阳下岗的、以此为生的从业者的抗议，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这说明，这些来学雷锋的人，他们的生活没有问题，他们是来破坏市场秩序的。
如果人人都学雷锋的话，非得找一个受益主体，那么是谁在那里受益呢？是所谓的公有，所谓的国家。所谓的国家财产、公有财产就是这样累积起来的。这些看似无主的所谓国家及公有财产，谁有权谁就拥有鲸吞的权利，这便是号召学习雷锋者内心的想法吧。
八：为什么民主国家既不动用手中的权力，一会儿抽疯号召老百姓学这，一会儿发癫号召老百姓学那，但他们的道德水准不会比我们低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建议诸位学一学重视利益，并且说自私是一切道德之源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你就会明白这点。西方国家的道德都是有良好的法律及相应的法治来保证的，人人在作道德圣人的上线与不越过犯法底线的广阔地带生活，即他们不作圣人，也不作犯人，这就是公民的权利（“六亿神州尽舜尧”既不可能，也是个假命题，即大家都是舜尧，谁是真正的舜尧呢，看来毛泽东不懂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有不接受号召的自由，并且有起诉“全知全能”的号召者，侵犯他们私人选择的权利，这是对公民选择权的粗暴干涉。西方从不会让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们只说只要按规矩出牌，按法律办事，按宪法办事，你在利己的同时就在利他。与此同时，你在不耽误你的精力与时间，不影响你的工作，不影响你的生活的同时，如果你能多做些义工，当然是更好的。当然你不去做，也没有人公开指责你，有权力者更不可能动用公家的权力来要求你去做，自然也不敢号召你。但当大家都乐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义工的时候，恐怕你也会受到感染而乐意去做好事了。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制度环境及文化氛围形成了西方不学雷锋，而胜似学雷锋的美好景象。
九：我们需要道德，但不是学雷锋。随着市场经济的变革，我们的道德之变化，必须随之而有相应的变化，不变化便只会让大家装假比傻。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学校教育还在教育学雷锋，这简直是不良教育对我们子女的摧残。我们有权利，有理由拒绝这样的比傻教育。 2007年3月5日于学雷锋之愚民号召44周年受难日9：08于成都
抓他们没什么理由；被关进来都要打挨打
-----------湖南省涟源市收容站原党支部书记自曝收容黑幕
我们搞收容遣送就是要搞钱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陈峰
80年代的收容工作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收容站工作的？
郭先礼(以下简称郭)：我1984年从海南调到了涟源市收容遣送站，那时的收容遣送站，真正是大家都欢迎，用一句不恰当的话来说，有点路不拾遗的精神。当时上面的规定也好，政策很好，外流人员收容进来，我们不打他，不骂他，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回家种菜养猪。他们吃的都是当地粮食部门提供的，我们收一个人以后，就(在表格上)打个饭圈，以后凭饭圈到粮食部门领粮食。假如这个月吃了200斤粮食，我们就可以领200斤粮食回来，不要钱的。
记：送他们回去不要钱吗？
郭：我们有出差补助，送一个人经常派两个工作人员陪同，送到当地乡政府。我们给外流人员买车票，不要他出钱，然后回财政报销，完全由政府出钱。这样送人的效果非常好，他们很受感动，一般都不出来了。
1996年与火车站口头协议
记：后来你一直在收容所吗？
郭：1984年我在收容站工作了两三个月后，就借调到民政局去了。一直到1994年7月，我才又回到收容遣送站。
记：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乱收容的情况的？
郭：1994年、1995年都没发生那种事，一直到了1996年，我们那个站长，心血来潮，说外面搞得很活跃啊，能够从收容上搞来很多钱，得去学习学习。你站长说要搞，我也只能同意啊，就跟他一起去了。
记：去了哪些地方学习？
郭：我们就在娄底地区学习了一段，学习完后我们就自己搞。我们的工作是两套，向政府汇报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
记：实际上你们是怎样操作的呢？
郭：1996年的时候，我们跟火车站有个口头协议，站长对火车站方面的人讲，你们抓一个人，就给你们50块钱，这是回扣。对于车站联防队，就是实际抓人的人，抓一个给他们5块钱。这个都已经兑现了，当时我是出纳，管钱，这些事情账本上都有记录。
于是，他们就抓人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自己也去接。接来人以后，先是搜身，搜完身以后就放在我们的监房里。过一会，就把他们叫出来问材料，问完以后就打一个电报，根据他们的家庭情况，打一个电报回家，“速带800块到我们涟源接人”。
记：发电报有用吗？
郭：这个是很黑的，一说“速带”，人家农村人就着急了，他不知道什么回事，以为自己的亲友小孩在哪里犯法，给抓起来了。你也知道农村的经济情况是比较紧张的，让他们一下子拿出一千块两千块也拿不出来。有的人家自己没钱，就会去向亲友借。
被收容的都是什么人？
郭：农民多数是不知道啥叫收容遣送的。他们来接人，看见我们这住的像是牢房，加上我们打了电报到村里，村里人就会传，某某人的小孩子被抓起来了，还要几百块钱去赎他呢。他可能是在外面犯了什么罪，要是不犯罪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呢，不犯罪为什么要拿钱去赎呢？农民普遍都是这种想法，那个人回去后就会受到歧视了。农民很朴素，歧视坐过牢的人，其实那些被我们收容的只是看起来像坐牢。
记：那些被抓的农民又是什么反应呢？
郭：被抓的农民也想不通，他们在外面打工，又没犯法，我们把他抓回去，打一顿，还要了他几百块钱，他心里当然不舒服。被抓以后，有的人会产生对社会的报复情绪，有的家庭本来很幸福的，也搞得不和睦了。
记：当时抓的主要是些什么人？
郭：在我们涟源来说，主要是农民，都是在外面打工的农民。
记：用什么理由抓他们呢？
郭：没什么理由，就是说你是“三无”人员。反正你在我们火车站经过，我看你好像是扒车的，没买票，就把你抓了去。那些联防队的，反正抓一个人自己就能赚5块钱。我们收容所要人，他们又不白抓，一个人5块，十个人就50块了。
记：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抓多少人？
郭：抓人最多的是“双抢”(抢种抢收)季节，一天送来收容站的有五六十个。
不听话的农民就打一顿
郭：会挨打的。看得我都怕，打得太厉害了，打得我心里都发毛了。他们进了站就让他们把东西放下，稍微慢一点，就揪住头发，一脚把人绊倒，然后搜身。那些抓来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些无辜的人，被抓进站后，他们不服，和收容站讲理、吵架，但他是被收容的人，我是收容站的工作人员，我本身就是要搞你们的钱，你还跟我讲道理，哪里有道理讲？你不听话，收容站的人就会暗示监房里的其他人把你打一顿。
记：什么人被关进来都要打吗？
郭：没有区别，有钱的没钱的都要挨打。有些被收容的不是农民，是外地的乡镇干部，照打，进了这个门都一样的。我们抓的人中大学生也有，多了。有时我们把(大学生被收容的)例子讲给领导听，他们也笑哈哈的。
记：笑什么呢？
郭：笑大学生也会被抓啊。大学生怎么样呢，我们一样让他们拿钱来把自己赎出去。当地有的领导的亲戚在外面被收容了，他还要找我们去说情，帮忙打个电话去，讲一讲能不能少收点钱啊。他们都是这种思想的，以为被抓了就是要拿钱去赎的。
记：这么说收容站与收容站之间是有联系的。
郭：当然有联系，各地收容站是有联系的，反正都是一个系统的嘛。就像走亲戚，和你们记者一样，你们广州的记者要是到了长沙就也找当地的记者同行一样。
记：最多时收容站能关多少人？
郭：最多可以关到800人，满员了，就得放一些人出来。
记：一般要关多长时间？
郭：关多长时间就要看你的经济状况了。收容来以后，如果能在你身上搜出超过300块钱，我们就放人，不管你了，开张票给你，写上伙食费，你就不用进我们那个房了。没钱，就打电报，有电话就让你打电话让家里拿钱来。如果钱来得快，三五天，就能走了。没钱的人家要到处借钱，那就十多天半个月了。反正你的钱不来，我就不放人。最长的被关了两三个月的都有。
记：如果实在是没钱呢？
郭：那就让他们给站里搞劳动。在我们站里挑土，搞建设，做砖哪，种菜啊……有人监视，没有任何报酬的。
为什么会有外省人送来？
郭：1996年开始乱搞收容遣送，慢慢的我觉得不对头了，因为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国家按财政政策发了工资给我们，为什么还要从农民身上搞钱来给我们多花呢？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保护，我们为什么要想尽办法从他们身上搞钱呢？那些边远山区的农民，像贵州、湘西地区的，很苦的，他们一年到头很难赚到钱，就只有去外面打稻谷，这是农村里最艰苦的劳动。他们在外面打稻谷，一亩才四五十块收入，赚到了钱从我们这里过，就被抓了去。我慢慢地觉得这个做法不对头，就开始向政府和各级部门反映。这次如果不是“孙志刚事件”，收容站这种做法还要搞更长的时间，农民还要遭殃。
记：那你们收来的钱怎么用呢？
郭：这笔钱我们都是自己花，除了发工资外，站长可以自由支配，请领导吃吃饭嘛。去年《三湘都市报》也写了文章揭露的，结果没什么用。有钱能使鬼推磨，涟源这个地方很穷的，有几个省级贫困县，很多地方都发不出工资，我们收容站能发得出奖金，人家就都看得起这个单位。
记：根据你的了解，是不是很多收容站都有这种情况？
郭：在内地，也只有胆大的敢搞到这种程度。在我们娄底地区，一共有5个收容遣送站，有两个没有搞。
记：为什么有的人明明不是湖南人也要送到你们这里呢？
郭：这就是奥妙了。我们搞收容遣送就是要搞钱，但是在我们涟源地区，没有那么多人，没有人就没有钱，怎么办？就想办法，比如到外省接人，从这一站到另一站，这可能也是卖来卖去。
记：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向上面反映这些情况的？
郭：我从1997年就开始反映了。2000年我们站因为不按政策收人，强迫人劳动，打死了一个人，站长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我只好内退了。“林茂正事件”以后，他们把全部罪都推到我身上，因为我妨碍他们抓钱了。
记：那你害怕过吗，有没有人向你施加压力？
郭：有风险、有压力的，我现在工资被停了，什么都没有，他们(乱搞收容的人)恨不得我死了才好。但是我已经56岁了，讲句毛泽东讲过的话：为人民死了，死了也光荣。只要能把这些敲诈农民的人绳之于法，我死也瞑目！
http://news.sina.com.cn/c/2003-06-19/01551186977.shtml
我们搞收容遣送就是要搞钱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陈峰
80年代的收容工作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收容站工作的？
郭先礼(以下简称郭)：我1984年从海南调到了涟源市收容遣送站，那时的收容遣送站，真正是大家都欢迎，用一句不恰当的话来说，有点路不拾遗的精神。当时上面的规定也好，政策很好，外流人员收容进来，我们不打他，不骂他，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回家种菜养猪。他们吃的都是当地粮食部门提供的，我们收一个人以后，就(在表格上)打个饭圈，以后凭饭圈到粮食部门领粮食。假如这个月吃了200斤粮食，我们就可以领200斤粮食回来，不要钱的。
记：送他们回去不要钱吗？
郭：我们有出差补助，送一个人经常派两个工作人员陪同，送到当地乡政府。我们给外流人员买车票，不要他出钱，然后回财政报销，完全由政府出钱。这样送人的效果非常好，他们很受感动，一般都不出来了。
1996年与火车站口头协议
记：后来你一直在收容所吗？
郭：1984年我在收容站工作了两三个月后，就借调到民政局去了。一直到1994年7月，我才又回到收容遣送站。
记：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乱收容的情况的？
郭：1994年、1995年都没发生那种事，一直到了1996年，我们那个站长，心血来潮，说外面搞得很活跃啊，能够从收容上搞来很多钱，得去学习学习。你站长说要搞，我也只能同意啊，就跟他一起去了。
记：去了哪些地方学习？
郭：我们就在娄底地区学习了一段，学习完后我们就自己搞。我们的工作是两套，向政府汇报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
记：实际上你们是怎样操作的呢？
郭：1996年的时候，我们跟火车站有个口头协议，站长对火车站方面的人讲，你们抓一个人，就给你们50块钱，这是回扣。对于车站联防队，就是实际抓人的人，抓一个给他们5块钱。这个都已经兑现了，当时我是出纳，管钱，这些事情账本上都有记录。
于是，他们就抓人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自己也去接。接来人以后，先是搜身，搜完身以后就放在我们的监房里。过一会，就把他们叫出来问材料，问完以后就打一个电报，根据他们的家庭情况，打一个电报回家，“速带800块到我们涟源接人”。
记：发电报有用吗？
郭：这个是很黑的，一说“速带”，人家农村人就着急了，他不知道什么回事，以为自己的亲友小孩在哪里犯法，给抓起来了。你也知道农村的经济情况是比较紧张的，让他们一下子拿出一千块两千块也拿不出来。有的人家自己没钱，就会去向亲友借。
被收容的都是什么人？
郭：农民多数是不知道啥叫收容遣送的。他们来接人，看见我们这住的像是牢房，加上我们打了电报到村里，村里人就会传，某某人的小孩子被抓起来了，还要几百块钱去赎他呢。他可能是在外面犯了什么罪，要是不犯罪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呢，不犯罪为什么要拿钱去赎呢？农民普遍都是这种想法，那个人回去后就会受到歧视了。农民很朴素，歧视坐过牢的人，其实那些被我们收容的只是看起来像坐牢。
记：那些被抓的农民又是什么反应呢？
郭：被抓的农民也想不通，他们在外面打工，又没犯法，我们把他抓回去，打一顿，还要了他几百块钱，他心里当然不舒服。被抓以后，有的人会产生对社会的报复情绪，有的家庭本来很幸福的，也搞得不和睦了。
记：当时抓的主要是些什么人？
郭：在我们涟源来说，主要是农民，都是在外面打工的农民。
记：用什么理由抓他们呢？
郭：没什么理由，就是说你是“三无”人员。反正你在我们火车站经过，我看你好像是扒车的，没买票，就把你抓了去。那些联防队的，反正抓一个人自己就能赚5块钱。我们收容所要人，他们又不白抓，一个人5块，十个人就50块了。
记：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抓多少人？
郭：抓人最多的是“双抢”(抢种抢收)季节，一天送来收容站的有五六十个。
不听话的农民就打一顿
郭：会挨打的。看得我都怕，打得太厉害了，打得我心里都发毛了。他们进了站就让他们把东西放下，稍微慢一点，就揪住头发，一脚把人绊倒，然后搜身。那些抓来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些无辜的人，被抓进站后，他们不服，和收容站讲理、吵架，但他是被收容的人，我是收容站的工作人员，我本身就是要搞你们的钱，你还跟我讲道理，哪里有道理讲？你不听话，收容站的人就会暗示监房里的其他人把你打一顿。
记：什么人被关进来都要打吗？
郭：没有区别，有钱的没钱的都要挨打。有些被收容的不是农民，是外地的乡镇干部，照打，进了这个门都一样的。我们抓的人中大学生也有，多了。有时我们把(大学生被收容的)例子讲给领导听，他们也笑哈哈的。
记：笑什么呢？
郭：笑大学生也会被抓啊。大学生怎么样呢，我们一样让他们拿钱来把自己赎出去。当地有的领导的亲戚在外面被收容了，他还要找我们去说情，帮忙打个电话去，讲一讲能不能少收点钱啊。他们都是这种思想的，以为被抓了就是要拿钱去赎的。
记：这么说收容站与收容站之间是有联系的。
郭：当然有联系，各地收容站是有联系的，反正都是一个系统的嘛。就像走亲戚，和你们记者一样，你们广州的记者要是到了长沙就也找当地的记者同行一样。
记：最多时收容站能关多少人？
郭：最多可以关到800人，满员了，就得放一些人出来。
记：一般要关多长时间？
郭：关多长时间就要看你的经济状况了。收容来以后，如果能在你身上搜出超过300块钱，我们就放人，不管你了，开张票给你，写上伙食费，你就不用进我们那个房了。没钱，就打电报，有电话就让你打电话让家里拿钱来。如果钱来得快，三五天，就能走了。没钱的人家要到处借钱，那就十多天半个月了。反正你的钱不来，我就不放人。最长的被关了两三个月的都有。
记：如果实在是没钱呢？
郭：那就让他们给站里搞劳动。在我们站里挑土，搞建设，做砖哪，种菜啊……有人监视，没有任何报酬的。
为什么会有外省人送来？
郭：1996年开始乱搞收容遣送，慢慢的我觉得不对头了，因为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国家按财政政策发了工资给我们，为什么还要从农民身上搞钱来给我们多花呢？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保护，我们为什么要想尽办法从他们身上搞钱呢？那些边远山区的农民，像贵州、湘西地区的，很苦的，他们一年到头很难赚到钱，就只有去外面打稻谷，这是农村里最艰苦的劳动。他们在外面打稻谷，一亩才四五十块收入，赚到了钱从我们这里过，就被抓了去。我慢慢地觉得这个做法不对头，就开始向政府和各级部门反映。这次如果不是“孙志刚事件”，收容站这种做法还要搞更长的时间，农民还要遭殃。
记：那你们收来的钱怎么用呢？
郭：这笔钱我们都是自己花，除了发工资外，站长可以自由支配，请领导吃吃饭嘛。去年《三湘都市报》也写了文章揭露的，结果没什么用。有钱能使鬼推磨，涟源这个地方很穷的，有几个省级贫困县，很多地方都发不出工资，我们收容站能发得出奖金，人家就都看得起这个单位。
记：根据你的了解，是不是很多收容站都有这种情况？
郭：在内地，也只有胆大的敢搞到这种程度。在我们娄底地区，一共有5个收容遣送站，有两个没有搞。
记：为什么有的人明明不是湖南人也要送到你们这里呢？
郭：这就是奥妙了。我们搞收容遣送就是要搞钱，但是在我们涟源地区，没有那么多人，没有人就没有钱，怎么办？就想办法，比如到外省接人，从这一站到另一站，这可能也是卖来卖去。
记：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向上面反映这些情况的？
郭：我从1997年就开始反映了。2000年我们站因为不按政策收人，强迫人劳动，打死了一个人，站长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我只好内退了。“林茂正事件”以后，他们把全部罪都推到我身上，因为我妨碍他们抓钱了。
记：那你害怕过吗，有没有人向你施加压力？
郭：有风险、有压力的，我现在工资被停了，什么都没有，他们(乱搞收容的人)恨不得我死了才好。但是我已经56岁了，讲句毛泽东讲过的话：为人民死了，死了也光荣。只要能把这些敲诈农民的人绳之于法，我死也瞑目！
http://news.sina.com.cn/c/2003-06-19/01551186977.shtml
2008年7月29日星期二
傣族群众拿起刀斧棍棒，与政府对抗
以下话语全部引自新华网新闻《云南孟连警民冲突促干部反省》
傣族群众不过是想把产品卖个公道价钱，市场经济里的一个小小的合理的要求，竟然需要千百年来第一次反政府，付出人命的代价，才得到执政者一次“灵魂深处的反省”。
但愿他们有灵魂吧。不然怎么反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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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去年9月12日，公信乡部分胶农运输50吨凝杂胶到外地出售，120多人手持长刀、棍棒等工具护送。去年10月10日，公安机关到公信乡抓捕聚众闹事的胶农，被300多名胶农团团围住，一些胶农用棍棒、石块等工具袭击民警，造成5辆警车被砸坏，17名民警受伤，其中包括孟连县公安局长。
2、7月15日，孟连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重点整治，普洱市从几个县调集数百名警力到孟连县助阵。大量的警力不但没有形成威慑，反而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索——19日凌晨，公安机关在勐马镇勐阿村抓捕5名犯罪嫌疑人时，数百名胶农围攻民警，流血事件不幸发生。
3、2名胶农被防暴枪击中致死后，100多名胶农抬着死者尸体来到勐马橡胶公司。他们认为是公司请警察来抓的人，愤怒的胶农扬言要公司老板偿命。附近胶农闻讯后，也纷纷赶来聚集。
4、为避免刺激群众情绪，孟苏铁一行不带一辆警车、没调派一兵一卒。
5、胶农代表玉康提出，政府要释放被抓的胶农和律师。孟苏铁当场表示，不管他们有什么过错，一律办理取保候审后释放。
6、一位胶农代表说，以前胶农上访反映问题总是得不到结果。孟苏铁马上检讨，承认以前政府工作的确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并向胶农深深地鞠躬表示道歉。胶农对他的这一举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7、22日上午，记者随同云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马继延、普洱市市长沈培平一行三赴聚集现场，马、沈一行与胶农“领袖”杨发展、胶农律师马敏慧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后，终于说服二人配合政府做好善后事宜。
8、“对党充满感恩之情，待人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了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件事情必须引起我们当政者的深刻反思，必须引起各级干部铭心刻骨、灵魂深处的反省！”在22日晚上召开的普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严厉警告在场官员。
9、傣族群众拿起刀斧棍棒，与政府对抗，这是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10、“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
傣族群众不过是想把产品卖个公道价钱，市场经济里的一个小小的合理的要求，竟然需要千百年来第一次反政府，付出人命的代价，才得到执政者一次“灵魂深处的反省”。
但愿他们有灵魂吧。不然怎么反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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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去年9月12日，公信乡部分胶农运输50吨凝杂胶到外地出售，120多人手持长刀、棍棒等工具护送。去年10月10日，公安机关到公信乡抓捕聚众闹事的胶农，被300多名胶农团团围住，一些胶农用棍棒、石块等工具袭击民警，造成5辆警车被砸坏，17名民警受伤，其中包括孟连县公安局长。
2、7月15日，孟连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重点整治，普洱市从几个县调集数百名警力到孟连县助阵。大量的警力不但没有形成威慑，反而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索——19日凌晨，公安机关在勐马镇勐阿村抓捕5名犯罪嫌疑人时，数百名胶农围攻民警，流血事件不幸发生。
3、2名胶农被防暴枪击中致死后，100多名胶农抬着死者尸体来到勐马橡胶公司。他们认为是公司请警察来抓的人，愤怒的胶农扬言要公司老板偿命。附近胶农闻讯后，也纷纷赶来聚集。
4、为避免刺激群众情绪，孟苏铁一行不带一辆警车、没调派一兵一卒。
5、胶农代表玉康提出，政府要释放被抓的胶农和律师。孟苏铁当场表示，不管他们有什么过错，一律办理取保候审后释放。
6、一位胶农代表说，以前胶农上访反映问题总是得不到结果。孟苏铁马上检讨，承认以前政府工作的确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并向胶农深深地鞠躬表示道歉。胶农对他的这一举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7、22日上午，记者随同云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马继延、普洱市市长沈培平一行三赴聚集现场，马、沈一行与胶农“领袖”杨发展、胶农律师马敏慧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后，终于说服二人配合政府做好善后事宜。
8、“对党充满感恩之情，待人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了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件事情必须引起我们当政者的深刻反思，必须引起各级干部铭心刻骨、灵魂深处的反省！”在22日晚上召开的普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严厉警告在场官员。
9、傣族群众拿起刀斧棍棒，与政府对抗，这是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10、“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
